：“他喜歡旅行，寫稿和照相。‘九一八’以後
從事抗戰救亡活動。綏遠抗戰時他到前線採訪，活躍於長城內外。1937年蘆溝橋事
變後為 ＇中外新聞學社＇ 及 ＇全民通訊社＇ 攝影記者及 ＇大公報＇ 戰地特派員到前
方採訪。”三十年代的熱血青年都有著或多或少的左翼傾向，方大曾也同樣如此，
他的革命道路“從不滿現實，閱讀進步書刊到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的一些秘密活動。”
他的父親當時供職於外交部，不錯的家境和父母開明的態度使他保持了攝影的愛好，
這在那個時代是十分奢侈的愛好。他與一臺摺疊式相機相依為命，走過了很多消煙
瀰漫的戰場，也走過了很多城市或者鄉村的生活場景，走過了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
這使他擁有了很多同齡青年所沒有的人生經歷。抗戰爆發後，他的行走路線就被長
城內外一個接著一個的戰場確定了下來，這期間他發表了很多攝影作品，同時他也
寫下了很多有關戰爭的通訊。當時他已經是一個專門報道愛國救亡事蹟的著名記者
了。然而隨著他很快地失蹤，再加上刊登他作品的報刊又很快地消失，他的才華和
他的經歷都成了如煙的往事。在半個世紀以後出版的《中國攝影史》裡，有關他的
篇幅只有一百多字。不過這一百多字的篇幅，成為了今天對那個遙遠時代的藕斷絲
連的記憶。方大曾為世人所知的最後的行走路線，是1937年7 月在保定。7 月28日，
他和兩位同行出發到蘆溝橋前線，30日他們返回保定，當天下午保定遭受敵機轟炸，
孫連仲部隊連續開赴前線，接替29軍防線，他的同行當天晚上離開保定搭車回南方，
方大曾獨自一人留了下來。他留在保定是為了活著，為了繼續攝影和寫稿，可是得
到的卻是消失的命運。
在方澄敏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記憶裡，方大曾的形象幾乎是純潔無瑕，他25歲時
的突然消失，使他天真、熱情和正直的個性沒有去經受歲月更多更殘忍的考驗。而
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動盪的方澄敏，年屆八十再度回憶自己的哥哥時不由百感交集。
這裡面蘊含著持久不變的一個妹妹的崇敬和自豪，以及一種少女般的對一個英俊和
才華橫溢的青年男子的憧憬，還有一個老人對一個單純的年輕人的摯愛之情，方澄
敏的記憶將這三者融為一體。
方大曾在失蹤前的兩年時間裡，拍攝了大量的作品，過多的野外工作使他沒有
時間呆在暗房裡，於是暗房的工作就落到了妹妹方澄敏的手上。正是因為方澄敏介
入了方大曾的工作，於是在方大曾消失之後，他的大量作品完好無損地活了下來。
方澄敏如同珍藏著對哥哥的記憶一樣，珍藏著方大曾失蹤前留下的全部底片。在經
歷了抗日戰爭、國內戰爭、全國解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種種動盪和磨難之後，
方澄敏從一位端莊美麗的少女經歷到了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而方大曾的作品在妹
妹的保護下仍然年輕和生機勃勃。與時代健忘的記憶絕然不同的是，方澄敏有關哥
哥的個人記憶經久不衰，它不會因為方大曾的消失和刊登過他作品的報刊的消失而
衰落。方大曾在方澄敏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而且像樹根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會
越扎越深。對方澄敏來說，這已經不再是一個哥哥的形象，差不多是一個凝聚了所
有男性魅力的形象。
《攝影家》雜誌所刊登的方大曾的58幅作品，只是方澄敏儲存的約一千張120
底片中的有限選擇。就像露出海面的一角可以使人領略海水中隱藏的冰山那樣，這
58幅才華橫溢的作品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一個遙遠時代的風格。激戰前寧靜的前線，
一個士兵揹著上了剌刀的長槍站在掩體裡；運送補給品的民夫散漫地走在高山之下
；車站前移防計程車兵，臉上匆忙的神色顯示了他們沒有時間去思考自己的命運；寒
冷的冬天裡，一個死者的斷臂如同折斷後枯乾的樹枝，另一個活著的人正在剝去他
身上的棉衣；戴著防毒面罩的化學戰；行走的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