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之一的糧食就穩住糧價，防止了災情。現在第二次饑荒會更甚於第一次，就猶如第二次發病會比第一次嚴重。人民少量的存糧已經逐日減少，必須立即設法。
奇怪的是，除去蘇東坡一個人外，別人都是無動於衷。他一看朝廷公報，不覺大怒。好多浙江和鄰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報豐收有望，但無一人陳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災。蘇東坡奏准以修繕官衙的款項購買食米，因為救饑荒第一。六個月以前，他妻請撥給五萬貫購買食米，杭州當分得三分之一。朝廷是把錢撥下來，但鄰省一個名葉溫舉的稅吏，卻把蘇東坡應得的款額剝奪了。錢一到，人人都想分潤，但是目前卻無人肯陳報災情。蘇東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裡曾說：“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勻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便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他請朝廷下令調查全部災區。倘若他的擔心實屬過慮，如果其他官員與他看法不同，要他們簽報擔保來冬不會有饑荒發生，人民不會捱餓。有一名官員名叫馬鹼。蘇東坡屢次寫信有事與他會商，因為此事須與各地區配合協調。但是此人回信說他正忙於他事，他將因公外出，冬日始可返杭。蘇東坡在給他正在浙東為官的一位好友錢般的一封信裡說：“雖子功旦夕到，然此事得聚議，乃濟數舍之勞，譬如來一看潮，亦自佳事，試告公此意勸之，勿雲僕言也。”在七月的報告中，蘇東坡只請求撥米二十萬石。那項計劃也很簡單。杭州本為產米地區，每年只須向京都繳米一百二十五萬到一百五十萬石，杭州仍然很殷實，能夠付得出那個米額的價錢。如蒙允許儲存一部分米，杭州可以改繳同值的綢緞銀兩。他只盼望朝廷準他們留下一部分充做皇糧的米，轉到當地穀倉，也就可以了。
同時，在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另一次狂風暴雨突發。在二十四日，雨少停，但是當夜又傾盆而至。蘇東坡無法入睡，次日清晨，寫了“浙西災傷第二狀”。在西湖地區，災情益形嚴重。皇太后會對他前一道表章立即批示嗎？官差郵政制度還不壞，由杭州到京都，郵遞二十天可到。八月初四，太后收到蘇東坡的第一道表章，立即辦理。照慣例，表章由中書省轉到戶部，請求在半月之內做一報告。
二十天後，在八月二十五，公文到達蘇東坡手中。從那份公文裡看，他那第一狀中催請立即處理的那段最重要部分，已遭刪除了。他立刻上文戶部，請求聯合調查，又要求那些認為不致有饑荒出現的人，應當簽署保證檔案。
由八月中旬，另一次暴雨又下個不停，情況比以前更為可怕，在九月初七，蘇東坡請撥的米由二十萬石提高到五十萬石。這些米是預備穩定糧價的。即使朝廷每個賠十文錢或一石賠一百文錢，朝廷全部的損失也不過五萬緡。他恐怕饑荒真正到來，那時朝廷即便花上十倍或二十倍的錢，還不能救那些饑民呢。這番請求蒙皇太后批准，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官僚總會有辦法把聖旨變成一張廢紙的。蘇東坡還有現款在國庫，問題不是何處去提款，而是何處去買米。商人都在囤積居奇，待高價而沽。在蘇州，米價已經每個漲到九十五文。蘇東坡說要買米，但是買不到多少。
他也不過這兒買到三千鬥，那兒買到三千個，如此而已。鄰近地區的官員，因為價高，不願買米。蘇東坡認為官方應當到市場去，付出商人提出的價格，準備賠錢賣出。
時間已嫌不足，再過幾十天，新收的稻子也快賣光了。情況還是很壞，甚至鄰近各地也是一樣。蘇東坡在失望之下，在九月後半月，又修一道表章，請求朝廷命官員在河南安徽買米，儲存在揚州，以備在饑荒來臨時發與湖泊地區的災民。他的計劃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萬一不需要，仍可再運往京都。杭州則可以用同等值的錢貨代替每年的供米。他的所請，又蒙批准，皇太后為此辦法撥了一百萬貫錢。
東坡在第三道表章的附奏中說：“今年災傷，實信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檢放。
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太后若信賴官吏的報告，永遠不知實情。他提醒太后，前朝曾有五十萬人餓死，因為有錢無米。“若來年人戶原不缺食，不須如此率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敢辭詞。縱被誅譴，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救也。”
百萬撥款的結果是這樣：錢是在，但是沒有買米。他的五十萬石米也被人剝奪了。蘇東坡和朝廷算賬，官方堅稱三十七萬石米已經撥下來。蘇東坡堅稱，在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