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將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擋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鬧出這一番紛亂。”
有年輕好勝志在國富兵強的皇帝在上，有對自己的財政經濟學說堅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實行王安石激進的政治財政改革已經如箭在弦了。實行新政的動機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殘唐紛爭殺戮的五十年之後，一直沒有強盛起來。而且，西夏、契丹（後來稱遼）、金，不斷侵略中國的邊境。中國與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戰之後，遂訂約言和。和約的條款對中國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條款，因為那些番邦雖然承認中國的皇帝，但那是中國皇帝按年賜予他們金銀綢緞換來的，每年付出的財帛要由十萬到二十五萬縷。這自然使國庫財力大量外流。國內行政一向鬆弛洩沓！政府經費則捉襟見肘。王安石自命為財務奇才，能憑耍弄納稅徵兵制度便可以給國庫籌集款項。我相信藉在中國西北用武而恢復國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動君心的要點，因為王安石當政時曾在西北由中國發動戰爭數次，其中有數次勝利，一次慘敗。為繼續作戰，皇帝需要金錢，為了籌款，國家財政制度必須改變。可是，我們不必懷疑力主新政者真純的動機，我們先看看那些財政經濟改革的嚴重後果吧。
王安石到達京都不久，司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爭論起來，這次爭論就總括了雙方基本的歧見。這時國庫已到真正空虛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賜與臣子的銀兩綢緞，這樣可以給皇家節省一筆錢。這件事弓起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一次爭論。王安石認為國庫空虛完全為朝臣不知理財之道的結果。
司馬光反駁他說：“你之所謂財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徵捐稅而已。”
王安石回答說：“不是。善於理財者能使國庫充裕而不增加捐稅。”
司馬光說：“多麼荒唐！總之，一國有其固定量的財富。這筆財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論你實行什麼政策，或給此政策什麼名稱，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錢拿過一部分交給政府罷了。”
皇帝有幾分持司馬光的說法，於是在隨後一兩個月內把新政暫行擱置。
不必身為經濟學家，儘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只是生產與分配，諒不致誤。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為王安石基本上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財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與地主正以自由企業方式獲利，他不明白政府為什麼不應當把他們的利潤搶過來而由政府自己經商，自己獲利。那結論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稱的確很夠新奇，他要用資本削減壟斷，叫“錢平”；他要取之於富歸之於貧以求均富；他要阻止農民向地主高利貸款。
在春耕期間由政府借款予農民，在收割後由農民歸還政府，自然是仁善之舉。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歷史上記載，經過了一段躊躇，王安石才決定實行借款予農民的理論，這理論是一個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資五十萬兩白銀，每年政府可賺二十五萬兩，因為一年兩收，則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兩次。
我們無須把這些新政的細節詳予說明。總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寧二年（一0六九）開始，大約八年之後鬧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煩，二人彼此之間也不愉快。現在僅略述其大要於後。
最重要與最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項，為方便計，今歸納為三組。有三種國營企業、三種新稅、三項管制人民的登記制度、三種國營企業是均輸法（國營貿易局），市易法（國營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實收三分（加上申請和登記費）的青苗法。三項新稅收是免役稅、國產消費稅、所得稅。登記制度是把國民組織起來，編成十家為一組的徵兵單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記土地和馬匹（方田均稅法與保馬法）。大體說來，這些方案近乎現代的集體經濟政策。
國營企業自神宗熙寧二年（一O六九）以首先設立全國或省際的批發機構開始。
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圖，神宗皇帝撥了五百萬兩現款，三千萬擔穀子作為由政府接收省際貿易的貨品和原料的經費。但是這套辦法立刻遇到了困難。當年二月，朝廷先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負研究條款之責並予以公佈。在條例司的官員之中就有蘇子由。蘇子由上奏摺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國貿易，自由企業會立即癱瘓，只因各地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