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政見不同，不能相與，但皆系真誠虔敬潔身自好之士。在金錢與私德上從未受人指責，歐陽修則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傳有曖昧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吳氏為丈夫置一妾。等此女人進見時，王安石驚問道：“怎麼回事？”
女人回答說：“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爺。”
王安石又問：“你是誰？”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軍中主管一船官麥，不幸沉船，官麥盡失。我們家產賣盡，不足以還官債，所以奴家丈夫賣掉奴家好湊足錢數兒。”
王安石又問：“把你賣了多少錢？”
“九百緡。”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婦人隨同丈夫回去。告訴她丈夫不必退錢。
這種情形司馬光也曾遇見過。因為他在勉強之下納了一個妾。他年輕時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兒子。太守夫人贈送他一妾，司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為是自己在跟前的緣故。一天她告訴那個侍姬等她自己離家之後，打扮妥當，夜間到老爺書房去。司馬光看見那一女子在他書房中出現，他驚問道：“夫人不在，你膽敢來此？速去！”隨即讓她離去。王安石和司馬光都志在執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謀取權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對金錢絕不重視。他做宰相時，一領到俸祿，就交給弟兄們，任憑他們花費。
司馬光，道德才智，當代罕見其匹，由始至終是光風累月胸懷，爭理不爭利。
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當代一個批評家曾說：“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為相，司馬光必除新政始允為樞密副使。”
司馬光為宋朝宰相，其為人所崇敬，不僅與范仲淹齊名，他還是包羅萬有的一部中國史《至五代北資治通鑑》的作者。這部書全書二百九十四卷，附錄考異三十卷，學富識高，文筆精練，為史書中之北斗，後世史學著作之規範。初稿《長編》多於成書數倍。他寫作此書時，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寫，積稿十尺，最後全稿裝滿兩間屋子。此空前鉅著費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後爭論的問題，是青苗貸款法。在制置三司條例司研討數月之後，青苗法終於在神宗熙寧二年（一O六九）九月公佈。朝廷派出四十一位專使大員，到各省去督導實施新法。不久之後，即分明顯示官家款項並不能如預先之估計可由人民自行貸出。專使所面臨之問題即是：徑行還京陳明使命未能達成，抑或勉強人民將款貸去而回京稟報新政成功。官家願將款項借予富戶，以其抵押較為可靠，但富戶並不特別需要借款。貧戶急須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無還債能力。有些特使乃思得辦法，按人民之財力，自富至貧，將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貧戶太貧，實在無力借款，只有富戶可借——這正是現代銀行財務事業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到貧戶確能歸還貸款，於是使貧戶之富有鄰居為之做保。一個特使向京都的報告中說：官方把貸款交與貧戶時，貧戶“喜極而泣”。另一個特使，不願強民借貸，回京報告大不相同。御史彈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說他強民借貸，大違朝廷之本意。王安石親自到御史臺對諸御史說：“你們意欲何為？你們彈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卻對辦事不力者默不作聲。”
韓琦那時駐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撫使，親眼看到了青苗貸款法實行的情形，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貸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這若與蘇東坡的火爆發作相比，韓琦的奏摺可以說是顧慮周詳，措詞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個極具才幹、功在國家的退職宰相的手筆。在奏摺上他說，甚至赤貧之民也有分擔的款額，富有之家則要求認捐更多。所謂青苗貸款也分配給城市居民負擔，也分配給地主和“壟斷剝削者”，須知這兩種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滅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進一筆錢，短短數月之後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論朝廷如何分辯，說貸款與民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韓琦指出，縱然阻止強迫貸款，要力行自願貸款，並無實際用處，因為富戶不肯借，窮人願借，但無抵押；最後仍須保人還債。同時，督察貸款的特使急於取悅於朝中當權者，低階官吏又不敢明言，韓琦說，他自思身為國家老臣，勢不得不將真相奏明皇帝。他請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復故有的常平倉制。
和王安石討論韓琦的奏摺時，皇帝說：“韓琦乃國之忠臣，雖然為官在外，對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為青苗貸款法會有利於百姓，沒料到為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貸款只用於鄉村，為何也在城市推銷？”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麼害處？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