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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範鎮，還有蘇東坡三個人並肩作戰。司馬光原對王安石頗為器重，他自己當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問他對王安石的看法。他說：“百姓批評王安石虛偽，也許言之過甚，但他確是不切實際，剛愎自用。”不過，他的確和王安石的親信小人呂惠卿在給皇帝上歷史課時，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辯，甚至需要皇帝來打斷，要他二人平靜下去。司馬光既然反對他的政策，王安石開始厭惡他。王安石請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時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馬光充任副樞密使。司馬光謝絕不就，他說他個人的官位無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廢止新政。司馬光九次上奏摺。皇帝回答說：“朕曾命卿任樞密使，主管軍事。卿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斷談論與軍事無關之事？”
司馬光回奏稱：“但臣迄未接此軍職。臣在門下省一日，即當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銷假之後，他的地位又形鞏固，他把司馬光降為製法。範鎮拒發新命，皇帝見範鎮如此抗命，皇帝乃親手把詔命交予司馬光。範鎮因此請辭門下省職位，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復相位，韓琦乃辭河北安撫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準。蘇東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話要說，而且非說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白直率，是斷然無疑的。那時，他只三十二歲，任職史館，官卑職小，且只限於執筆為文，與行政毫無關係。他給皇帝上奏摺兩次，一次是在熙寧三年（一0七0）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兩次奏摺都是洋洋灑灑，包羅無限，雄辯滔滔，直言無隱。
猶如現代報上偶爾出現的好社論文章一樣，立即喚起了全國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摺上，一開首就向青苗法攻擊。他告訴皇上全國人已在反對皇上，並說千萬不可憑藉權力壓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話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鐵？抑富國鐵？
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而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壇也。”他又警告皇帝說：“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並軍搜卒之令，卒然輕發；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賜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臣君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樸。譬如乘輕車、馭駿馬，貿然夜行，而僕伕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襪馬，以待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其未晚也。”
蘇東坡又警告皇帝說，若以為用專斷的威權必能壓制百姓，則誠屬大錯。多少官吏已然降級或革職，甚至有恢復肉刑之說。他接著又說：“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眾者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之。今陛下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
欲洱眾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爾，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欽，天下幾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眾，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臣不知所說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不逞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
蘇軾上對”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動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臺。最初，王安石的威嚇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極端而廣泛的經濟政策，而是他對膽敢批評他的御史，憑他狂妄的習慣，一律撤職。於是批評朝政之權受到了摧殘，政府組織的基礎受到了破壞，這樣就觸動了政體最敏感部分。官場全體為之大驚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開始背棄他。
單以排除御史臺的異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對他的支援力量，也引起朝廷領袖的紛萌退意。在中國，監察機構是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