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二人在政治上雖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場相同，二人個性則通然相異。子由沉穩、實際、拘謹、寡言；而東坡則輕快、開闊、好辯、天真、不顧後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為人可靠，而東坡之直言無隱，玩笑戲謔，則使人害怕。在親密朋友之間，東坡談笑風生夾雜驚人的雙關語。天下拘謹實際的人聽他說話，都覺得他隨時可以吐露真理，彷彿不論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說出口來，此外不知還有什麼禁忌！
在文學風格上，也有一種差異——就猶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威廉·詹姆斯（Wlliam James）。東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氣上看，威廉原應當寫小說，而亨利應當寫心理與哲學性的論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卻把他的才華和詼諧注入了通常乾燥無味的心理學和哲學教科書，而亨利·詹姆斯則在小說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觀察這樣充實的內容，這對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無損。子由沒有哥哥才氣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內容充實，具有深度，使他在這一類文章之內，足稱大家。
蘇東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氣質像子由那樣恬淡沉靜，他必然會樂於接受的。但是問題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問題，而是感性的問題。我們論到蘇東坡，我們就不能避免“氣”這個字。因為每個文學批評家綜括蘇東坡的個性，必用孟子所說的這個“氣”字。“氣”本是普通字，是空氣，是氣體，是大氣，是精神，是力量，是運動，是悶在心裡的惱怒。在《孟子》裡，“氣”是哲學的概念，類似柏格森所說的“生氣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氣”。使偉人和匹夫顯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氣上的差異。在孟子的哲學上，“氣”是偉大的道德動力，更簡單說，就是人求善、求正義的高貴精神，這種精神，人人皆有，是與生俱來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這個“氣”可因得其陶冶營養而增長強大，亦可因消減而衰弱。以蘇東坡的情況而言，其意義正同於偉大的精神，一個人高升到無極限的精神，至大至剛，激烈衝動，因其本身充沛的無力必要發之於外而不可抑制。佩服蘇東坡的人和批評蘇東坡的人，就常說到他這種至大至剛之氣。孟子在自己本身覺察到有此力量，這種力量著輔以正義真理，便在天地之間無所畏懼。
孟子的一個弟子問：“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孟子回答道：“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道與義，無是，餒也。行有不嫌於心，則餒矣。”
蘇東坡既然天賦這樣生氣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與生俱來的大無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顧到同樣重要的明哲保身這一人生的本分。在蘇東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時期此種衝突特別尖銳，往往他寧願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內心中的衝突總不會太大的。他那偉大的天才不斷自由流露而一發不可抑制。正是：猿吟鶴喚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蘇東坡與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這次中秋值得記憶，他後來一直思念不置，也是隨後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臨別時，二人難分難捨，子由決定送兄長至穎河下游八十里外的穎州（今阜陽），到穎州在歐陽修相伴之下，又一同過了半個多月。但是終須分手。在蘇東坡開船出發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穎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詩論政，徹夜未眠。二人論政的結論，後來蘇東坡寫在一首詩裡，到達杭州之後，寄給子由。其中有句為：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遲未能。
兄弟二人不覺都想起了孟子的話：“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事實上，二人都明白下面這段話的真理：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上無道接也，下無法守也，朝不通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那天夜裡，蘇東坡寫了兩首詩，足以顯示他的心境：征帆掛西風，別淚滴清穎。
留連知無益，藉此須臾景。
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
念子似元君，木油剛且靜。
寡詞真吉人，介石乃機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