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為，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領導者是一個極為能幹的官員。他向政府所呈報的利潤越厚，則上級認為他越幹練。這個能幹的官員名叫呂嘉間，成了全國的市易務官，全權控制全國的小商人。京都市易務的規矩是，小貿易商必須做該機構的會員；可以把貨物與該處的資財聯合經營，或由官方出錢收買他們店鋪的存貨；商人若想歇業，可把存貨售與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貨作為抵押向官方借錢，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兩分。非該處會員，也可把貨物賣與官家，價格由官家規定；最後是，不論官家需用何等貨物，統由該處辦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點，而私人營業幾乎完全停頓。數年後，貿易和商業大為減少，按理論朝廷獲利甚大，而實際上朝廷稅收受損卻到可驚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經降低為與小民爭利的販夫走卒，皇帝知道後，大為不悅。
最後，京都市易務和商稅的醜聞傳到了皇帝耳朵裡，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為人厭惡的幾項。
但是變法中最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談到王安石的變法時，先想到的是這一項。這一項措施影響到全國每一個村莊，也是引起朝中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這一項措施本身確實不錯，有些近似現代的農民銀行。王安石年輕做太守時，曾在春耕時貸款予農民，收割時本利收回。他覺得這個辦法對老百姓確實有幫助，因為他任職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確有其需要，並且還要經官方適當的調查。
在陝西省，官方亦曾試辦，也頗為成功。而且由於這項辦法由陝西春耕時開始，所以農民借款仍叫“青苗”貸款。
在年成好時，當局知道必然會豐收，就貸款與農人購買農具和麥苗；一經收割。
官方就去收麥子以供軍需，且有利息可賺。據制置三司條例司所說：“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貫石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現在斜鬥，遇貴量減市價朵，遇賤量增市價來。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搬，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現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外鬥，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併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朵，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併不得乘其急。凡此皆為民。而公家無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
這項美麗純正的計劃原本是為農民之利益而設，結果竟一變而為擾民，弄得農民家敗人亡，到底何以演變至此一地步，我們到後面再看。不過我們應當說明的是，這個新措施本乃常平倉古法的延續，但後來漸漸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開國始，政府在各縣一直保持此類穀倉，用以穩定谷價，穀賤傷農，政府則收買剩餘的稻穀。
在歉年時，正相反，稻穀之價高漲時，官方則將稻穀拋售，用以平抑糧價。誠然，主管糧政的當局不見得行政效率能永遠很好，因為不少官吏谷價低賤時，不見得願意收買。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0六六）常平倉公佈的數字顯示，官家一年內收購五百零一萬四千一百八十石穀物，賣出為四百七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現在，倉凜的財貨都已變為青苗貸款的本金，常平倉的正常功用自然終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問題是，這種貸款必然會變成強迫貸款。王安石不容人有異議，如今必須成功不可。他必須向神宗表示此種貸款極為成功，深受農民歡迎。他不容許屬下放款鬆懈。他不能瞭解農民不需要此項貸款，每逢預備貸出的款項不能如數貸出時，他就暴跳如雷。他開始把辦理貸款成績好的官員提升，把他認為懈怠者處罰。每一個官員無不注意自己的成績，最關心的就是由報表上顯出好成績。此等對眾官吏競賽的刺激辦法，很像現代的推銷政府公債。主辦貸款的官員一知道自己若不能將款如數貸出，便會因“阻礙變法”的罪過行將革職或降職時，被王安石稱之為能吏的官員，便將款項開始在官方壓力之下強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債，每一期三個月，每個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這種貸款對貧民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繳還，必難免牢獄之災。因此依照朝廷的明文規定，正式向民眾宣佈，此等貸款，依據聖旨，純屬志願；心裡對會因“阻撓變法”而降級，早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