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了。
免役法亦復如此。官方的本意與實施情形，也是大相徑庭。但是這一項措施，可以說是王安石變法中最好的一項。後來蘇東坡的“蜀黨”當權時，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蘇東坡所支援新法中唯一的一種，就是免役法。
在宋以前，中國實行徵兵制已經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稅以代替兵役。換言之，這條措施就是以募兵組成常備軍代替徵兵制。不過，仔細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規定，其結論恐怕難逃政府從稅收以裕國庫的目的，至於使人民免於徵兵之利益，則已由實行保甲制度而歸為泡影，而保甲制度較之徵兵制則弊害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討一年之後，條文終於公佈了。條文中規定凡過去免於徵兵之家仍須付免役稅；例如，寡婦，家中無子女，或只有獨子，或雖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與和尚道士，都須納一種稅，名之為“助役金”。各地區在免役配額之外，須多繳納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無力繳納時應用。由此種稅徵集的款項，則充政府僱兵與僱用其他人員之用。正如蘇東坡在青苗貸款措施上所說，百姓將因拖欠而入獄，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馬光當時所指出將來必然發生之情況——凡無現款以繳納春秋之兔役稅者，必強迫而出售食糧，殺其耕牛，代其樹木，方可以繳納此項捐稅。
再者，在前項徵兵法中，民家只不過輪流服役數年，而在新實行之免役法中，常常須為免役而年年繳稅，連不須服役之年，亦須照常繳稅。
免役法，以及新商稅與所得稅法，必須看做是向民徵稅的一項新方法，而並非免於徵兵，因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須接受徵調而接受軍事訓練的。新商事法是根據商人賬目向商人的利潤上徵取捐稅的。所得稅，並非現代意義的所得稅。我之要在此稱之為所得稅，是因為官方強迫人民登記其收入與財產，據此以做分配其它捐稅之用。此稅之所以像所得稅，就是人民必須要報其收入與財產之所得，煞費心機去欺騙政府。在這項新政的爭論上，據說此項措施公佈之後，“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遍抄之。”無一不登記報官的。最後一項措施於神宗熙寧七年（一0七四）歷時不久而廢，因王安石不久失勢之故；甚至在此項措施停止實施之前，蘇東坡稱其不合於法，在他治下地區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徵兵法中之苦，結果保甲法證實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實至為明顯，他的新保甲法與免役法是同時公佈的，在神宗熙寧三年十二月（一0七0）。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寶，一隻手從人民身上解除了徵兵的重擔，卻用另一隻手把那個重擔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鄰居連保制度。每十家為一保，每五十家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窩藏賊犯，保內各家要負連帶重任；如有謀殺、強姦等罪，保中必須報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壯丁必須組隊接受軍事訓練，一家有壯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過二壯丁，則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離田受訓，此五天相當於現今之一星期，一個月分為六節。家有壯丁者，不必如古代徵兵制度下隻身赴外鄉，而是使軍隊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於宣傳，他知道給舊事物一個新名稱，此舊事物便不復存，所以“徵兵制已廢”。
在集中登記管理人民之外，還有一種農民田地強迫登記，作為徵收新稅的依據，以及另一種將政府的馬匹寄養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稅法及保馬法。像所有集體制度一樣，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為照顧人民的焦慮之下，這個新政權必須確知人民做些什麼，有些什麼。也像其它集體制度一樣，這個新政權也認為缺少了特務人員是不能統治的。因而其特務制度在神宗熙寧五年（一0七二）成立，幸而蘇東坡已經離開京都了。這個新政權若不把御史臺（相當於現代的報章雜誌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黨手下人填滿，這個新政權也是無法發揮效能的。王安石也覺得有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後則像希特勒，因為他一遇到別人反對，則暴跳如雷——現代的精神病學家，大概會把他列為患有妄想狂的人。
顯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歷史家和批評家共同認為他一個不可饒恕的行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會的冒險改革，而是他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人一事。
他也像王莽那樣竄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寫他自己的《三經新義》，使之成為思想的官定標準，用以代替所有過去經典的名家疏解。以一個學者而論，王安石還算不錯，但還不足以把鄭康成、馬融、陸德明等鴻儒取而代之。他此種行為，既是官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