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濫用，又是對學術的汙辱。中國科舉考試，一般都是以經書的一段為題，而應考者的發揮題意也要依據經書。這個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說國內的考生必須在每個題義上，要研究並且吸收王安石所說的話，自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學，一直到“鵪”、“果”、“雉”等字的語源。蘇東坡離開京都之後，一次在地方考試時監考，曾寫過一首詩，表示對考生試卷上所表現的思想觀念之呆板雷同的厭惡感。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也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往往帶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創見多，而學術根基淺。但是他卻相信，在解釋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觀念時，他之認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經新義》糟不可言，他死之後就完全為人所遺忘，而且也一本無存了。可是在他當權之時，則是科舉考生人人所必讀的經典；考生的意見如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餘。最為人所厭恨者，是此《三經新義》是在兩年之內倉促編成的；此書之正式開始編纂是在神宗熙寧六年（一O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兒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幫助之下編成，後兩年出版。這本急就章，就定為儒家思想的標準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對疏解有所改變，為應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現。考生人人知道，他們的前途是全繫於能做這個修正本的應聲蟲與否而定。
這裡不討論王安石學問如何，蘇東坡覺得實在難以容忍，因為蘇東坡的學問勝過他實在太多。不過現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學之荒唐可笑，簡直跟外行人一樣。在他的《三經新義》之外，在當代學人之中，大家最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討論字源學的怪風氣。他的字源學，只是字的結構與來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較方法，而是憑個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這是獨得之秘，是對學術上不朽的貢獻，至老年時猶苦研不輟，成書二十五卷。西方的學者會了解，一旦學者任憑想象力縱情馳騁而不予以科學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漢人的說經與清儒的樸學方法，那他寫二十五卷字源學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則這部《幻想字源學》一天可寫十部。像王安石這樣研究一個字構成的各種理由，為什麼一個字由某些偏旁組織起來就表示某種意義，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說有五十條左右流傳下來，都是供茶餘酒後的笑談。蘇東坡和王安石之間的許多笑話，都是以此等語源學為關鍵的。
蘇東坡喜用“反證論法”。中文裡有一個“鳩”字，是“九”“鳥”合成。顯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語音學的道理，只想從意義上找點趣談。一天，蘇東坡和他閒談時，忽然問王安石：“可是，為什麼‘鳩’字由九鳥二字合成呢？”
王安石語塞。蘇東坡說：“我能告訴你為什麼。詩經上有：‘鳴鳩在桑，其子七兮。’七隻小鳥加上父母兩個，不是九個嗎？”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這個“波”字觸動了王安石豐富的想象，他說“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蘇東坡遇見他，向他戲德道：“‘波’若是‘水’之‘皮’，則‘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違反中國字構成的基本原則。有時他割裂字根為二，再另與一個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會使語言學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國後代的學者，在西方集體主義的觀點上看，打算為王安石洗刷歷史上的汙點，說他的觀念基本上符合現代的社會主義，打算這樣恢復他的名譽。在為王安石辯護的學者之中，中國現代一個偉大的學者梁啟超，便是其一。主張王安石的社會主義觀念為是為非，自無不可，但是他那社會主義的政權必須憑其政績去判斷才是。事實是，王安石使國家的壟斷，取私人的壟斷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業；農人在無力付強迫的青苗貸款和利息之下，賣妻兒而逃亡，為他擔保的鄰居，或與之共同逃亡，或把財產典賣。縣鎮監獄有人滿之患，每一縣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法廳也訟案充斥。朝廷這樣失政之下，即使沒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會滅亡的。在神宗熙寧七年（一0七四），一道聖旨說商業停頓，百姓失業；過了兩年，另一道聖旨停止了青苗貸款，其中說很多百姓因無力歸還貸款而遭監禁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後，蘇東坡在設法挽救鄉間的經濟破產，請求政府歸還沒收的財產，寬免貧民的欠債，他的奏摺中說：藉納拘收產業，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某等自失業以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以來，凡異時民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