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器與歌唱都受閨閻良家女子所歧視，原因是那些歌詞都離不開愛與情，認為對情竇初開的少女有害，結果音樂歌舞便完全由歌妓儲存流傳下來。
在蘇東坡時代的生活裡，酒筵公務之間與歌妓相往還，是官場生活的一部分。
和蘇格拉底時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亞參加男人的宴會相比，也沒有什麼丟臉的。歌妓在酒席間招待，為客人斟酒，為大家唱歌。她們之中有不少頗有天賦，那些會讀書寫作擅長歌舞的，多為文人學者所羅致。因為當時女人不得參與男人的社交活動，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職業性的才女群中去尋求快樂。有時，那種調情挑逗卻是純真無邪，也不過是戲謔而已，倒有幾分像現在的夜總會的氣氛。歌妓唱的都是談情說愛的歌曲，或輕鬆，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戀，或系假義虛情，但暗示雲雨之情，或明言魚水之歡。高等名妓也頗似現代夜總會的歌女藝人，因為芳心誰屬，可以自由選擇，有些竟有不尋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宮，夜訪名妓李師師家。總之，當時對妓女的看法，遠較今日輕鬆。美國曼哈坦的詩人今日不為歌女寫詩，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當日杭州的詩人則為歌女公然寫詩。即使是頗負眾望的正人君子，為某名妓寫詩相贈也是尋常事。在那個時代，不但韓琦、歐陽修曾留下有關妓女的詩，甚至端肅嚴謹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馬光諸先賢，也曾寫有此類情詩。再甚至精忠愛國的民族英雄岳飛，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寫詩贈予歌妓。
只有嚴以律己的道學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於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這等人才特別反對。他們有一套更為嚴厲的道德規範，對淫邪特別敬而遠之。道學家程頤——蘇東坡的政敵，在哲宗皇帝才十二歲時，他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誘惑。這位年輕皇帝竟那麼厭惡這種警告，到他十八歲時，只有一個女人就把他說服了，使他相信那個女人是對的，而那位道學家是錯的。有一次，程頤的一個學生寫了兩行詩，論“夢魂出竅”，在夢中去找女人，程頤大慌，喊道：“鬼話！鬼話！”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懼女人的誘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赦歸來，寫了兩行詩：“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徽渦。”朱熹在感嘆之下寫出了一首七絕：十年江海一身輕，三對梨渦卻有情。
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正相反，蘇東坡對性持較為詼諧的看法。在他著的《東坡志林》裡，他在黃州時曾寫有下列文字：昨日太守唐君來，通判張公規邀餘出遊安國寺。座本論調氣養生之事。餘雲：“皆不足道，難在去欲。”張雲：“蘇子卿吃雪吹氈，蹈背出血，無一語稍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給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
眾客皆大笑。餘愛其語有理，故記之。
蘇東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參與，決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詩之時，他毫不遲疑，即提筆寫在披肩上或紈肩上。下面即是一例：停杯且聽琵琶語，細捻輕攏，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蘇東坡寫了有關女人的抒情詩，但從來不寫像他朋友黃庭堅寫的那種豔詩。
宋朝的歌妓使一種詩的新形式流行起來，那就是詞。蘇東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前此專供談情說愛的詞，變成表達胸懷感想的文學形式。他的詞中最好的是《赤壁懷古》（調寄“念奴嬌”），對三國英雄人物發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於蘇東坡三百餘年，使絕句和律詩成為詩體之正宗，多少傑出的詩人爭相模仿。但是律詩，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間兩副對子，已經陳腐。詩人都想有所創新。但是觀瀑、白簿、柳陰等的情調早已發現用厭，唐代詩人淋漓的元氣與強烈的感情也已不復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詩的詞藻都是陳舊比喻的重複，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厭。蘇東坡在他一首詠雪詩前面的小序裡說，決不用“鹽”這個字指雪，“雪”這個字總是勝過“鹽”。唐詩的主題已經用濫，在文字上，有些作者總喜歡蹈襲前人的詩句，也有些博學的讀者，一看便知道詩中思想與詞藻的來源，因此有會心的微笑。評註家的努力只限於尋出某些生僻詞語的出處，得到機會以博學自炫。結果，作詩集評註的人並不以闡述判斷詩的含義為要務，而以指出某些詞語之出處為已足。
從詩的衰微沉滯狀態解救出來，一定有待於一種新的詩體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卻有待於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詞的文字清新活潑，比唐詩更近於口語，後來的元曲比宋詞則又更近於口語。詞只是根據樂譜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說“寫詞”，而說“填詞”。在詞裡，不像唐朝絕句律詩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