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最是激烈，常比之為始皇坑儒。
其二則是西北肆意革新官制，尤其是單獨析置稅課提舉司和提刑按察行署，使之直屬於西北幕府，使徵收稅課和司法問案這兩項大權完全從地方州縣親民官員（知州、知縣等）的手中剝離，集中到西北幕府手中。在課稅和司法上，西北幕府都是一插到底，這最為東林黨人所詬病，謂之專權橫斷，比之為世宗朝窮兇極惡的礦監稅使，比之為始皇帝專制獨裁的暴秦虐政；
其三則還有分置軍勳民爵，以及允許儒學生員以外的農牧工商勢力成立會館會社的施政舉措，這些舉措因大大分薄抑制儒學生員、鄉宦豪紳干政的力量，不合長久以來的帝國傳統，‘新貴’與‘舊族’矛盾衝突難免，這也大受東林黨人攻訐惡評。
對飽受東林黨人同道批評攻訐的這幾條西北‘惡政’，程沂心情一直很複雜。無論是身為儒生，還是身為東林黨人，在情感和信念上他是不太能接受西北幕府在治理施政上所作的種種變革改良的新政；但是在時務上，他卻又不能不承認西北幕府如此新政舉措，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帝國地方政治舊有的一些痼疾弊病。
譬如賦稅錢糧的催科（科者，課也，徵也），在帝國現今的州縣官吏而言，其職責惟以催科為要。所謂“日夜從事，惟急催科”。其他行政事務，所謂教化，所謂賑濟，所謂安民，所謂恤獄，等等全部被擱置一旁。
早在宣宗朝鼎盛年間，上解稅糧就是帝國地方州縣官吏考課的“硬指標”。此後，考課地方官吏實際上已經不再重視教化撫治，唯以賦稅催科為事，‘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治，專於催科’是也，‘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核任內租稅，徵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離任審計合格）’。地方官員憚於考成帶徵，催科往往重以敲撲，不能完納稅糧的小民被杖責枷鎖尋常得很，屁股打爛，流血滿地，致殘或致死人命的事例在所多有，滅絕門戶亦非鮮見，民力不勝官府錢糧催科的暴政壓力，往往舉家流亡。
州縣的催科，一方面是朝廷之政以及官員考課逼迫所致，另一方面則是經手官吏有利可圖。透過催科，官吏自身才能中飽私囊。催科不力者，宦橐亦較為羞澀。地方州縣催科既有上面的壓力，又有官員自身牟取私利的動力，鮮有不賣力催科的。帝國之內如清官海剛峰一般的廉己自律者，鳳毛麟角，屈指可數，而算計個人仕宦收入者則比比皆是，遍及州縣。催科錢糧本亦無可厚非，但是變本加厲，卻演變成殘虐害民之政。
西北幕府單獨析置直屬的稅課提舉司，西北幕府與地方府縣各徵各稅，大路朝天，各走一邊，雖然未見得就能一朝盡掃官場積弊痼疾，卻在相當程度上杜絕了州縣親民官吏殘民以逞，透過催科牟取私利的邪路。而西北對府州縣地方官吏的考察銓選，從此不再惟以催科為重；西北地方官吏在催科以外的其他撫治政務上，較之帝國其他地方的官吏頗能多所用心；西北黎庶商民不大為催科所苦，能夠相對輕鬆的營生治產，等等，這些都確是事實。
西北官場風氣整肅，吏治較為清新，固然不是單純的一策一政所致，而是在天下醞釀大變的形勢時局下，以雷瑾為首的西北幕府審時度勢慎思斷行，不失機緣的漸次施以諸般新政，銳意革新，才造就今日獨霸西北的局面，形勢、時局、機緣、人心、策略、決斷等，諸般種種，在這一過程中，人事因機緣，機緣成人事，自助者天亦助，自棄者天亦棄，可謂缺其一而不可成。但是，這也可以說與西北幕府革新官制以及在衙門官署的設定上煞費心思不無關聯，這些若也是惡政，在程沂看來，真的不知如何說起了。
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程沂儘管內心矛盾不已，在東林黨人諸多同道的再三來信催逼下，今兒卻也是實在拖延不過，不得不硬著頭皮出城，趕赴成都東面的金堂縣，與一位從京師遠來早已等候多時的神秘客人會面。
孤身去往金堂，在身為執政府兵房車駕主事的程沂而言，隨便都可以找一大把公務上的藉口，而絲毫不會引人懷疑。
四川執政府兵房車駕主事的職掌之一就是協助管理郵政驛傳，雖然在西北幕府，這主要是軍府該管的公務職事，卻也在在需要執政府轄下的相關衙署全力協助配合，不是軍府的衙署就可以一手包辦下來的。就因為這個，程沂管著一攤子郵驛上的公事，便需要時時離開成都到外地辦差或者巡查，所以他藉口到金堂縣公幹，執政府的同僚根本不會覺得有什麼奇怪。
懷著滿腹的心事，打馬揚鞭，程沂很快就趕到離成都不太遠的金堂縣城，在縣城近郊一座香火不是很盛的寺院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