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的事是錯誤的”，而不是說“你幹什麼都錯”。
不過，一旦負反饋過度或者我們的伺服機制對於負反饋過於敏感，其結果就不是對反應進行調整——而是完全抑制了反應。
抑制和過度負反饋是一回事。當我們對負反饋或批評反應過度時，就很可能得出結論認為，不僅我們當前的路線有些偏離正確航向或者錯誤，甚至連我們向前進展一點也是不對的。
徒步旅行者或獵人通常在汽車停放點附近選擇某個明顯的標誌物，如一棵從數英里之外就能看到的特別高的大樹，透過看見這棵樹找到汽車。準備駕車返回時，旅行者會尋找那棵大樹（即“靶子”）並開始朝它走去。途中，這棵樹也許不在他的視線範圍內，但是行進路線已經透過將行者的方向與樹的位置進行對比來檢驗過了。如果路線在樹的左側15度，那麼旅行者所做的“前進行為”就是“錯誤的”。他要立即糾正路線，然後再次直接朝著樹走去。然而，他並不認為他不應該朝前走。
可是，我們許多人卻經常得出如此愚蠢的結論。當有跡象顯示我們的表達方式偏離正確路線、找不到標誌物或者“錯了”的時候，我們便錯誤地下結論，認為自我表達本身就是錯誤的，或者認為成功對我們來說（到達目標樹）是錯誤的。
過度負反饋具有干擾或完全中止正確反應的效果，這一點需要我們牢記在心。
口吃是抑制的例證
口吃很好地證明了過度負反饋是怎樣造成抑制並妨礙正確反應的。
可能多數人都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事實：說話時，我們是透過用雙耳聆聽或“監視”我們自己的聲調，來接收負反饋資料的。這就是全聾的人幾乎都說不好話的原因，因為他們無從得知自己的聲音發出時是尖叫、大喊還是莫名其妙的咕噥。這也能解釋天生耳朵就聾的人為什麼在沒有專業人士輔導的情況下根本學不會說話。在因為患感冒而遭受暫時性致聾或部分致聾時，如果你想唱歌，也許會驚奇地發現無法和著鍵盤演奏出的節拍唱，或者無法與別人合唱。
因此，負反饋本身並不是說話的障礙或阻礙。恰恰相反，它使我們能夠說話、正確地說話。發音老師建議我們用磁帶把自己的聲音錄下來，然後認真聽，作為一種提高發音、吐字等技巧的方法。這樣做我們便能發現說話時有哪些錯誤，而這些錯誤以前我們從未注意。我們能清晰地看到我們做“錯”了什麼，從而能夠進行糾正和克服。
然而，要想負反饋有效地幫助我們更好地說話，就必須：多少具有自動性或潛意識性；（2）負反饋應該自發地發生，或者當我們說話時自動發生；（3）對反饋的反應不應敏感到產生抑制作用。
如果我們有意識地苛求自己的說話，或者事先就過於在乎避免發音中的錯誤而不是自發地作出反應，那麼結果很可能就會口吃。
如果口吃者的過度反饋能夠減緩一些，或者這些反應可以自發產生而不是預先便料想好，那麼語言技能很快便能提高。
錄影帶為致力於改善交流效果的人提供了一種特別寶貴的反饋手段。脊柱推拿治療者和牙科醫生透過影片向病人介紹他們在治療中扮演的角色，讓諮詢人員扮演不相信治療效果的病人，然後再重放影片並研究。專業推銷人士也這樣做。演講家、講座主持人、政治家以及他們的發言指導者都採用同樣的方法。透過用錄影錄下高爾夫球員的揮杆動作並做進一步分析，可以對高爾夫球員進行更好的指導。足球運動員也“研究自己的錄影帶”。只有研究者有非常健康的自我意象、不被看到的每個錯誤和缺點所困擾，而且能夠透過觀察將注意力集中於“路線修正”時，這種方法才對他們極為有用。
關於這種反饋以及仔細觀察並分析錄影帶中看到的表現，還有一點許多人和許多教練都沒有充分認識到：辨認、集中注意力並牢記“積極”而非“消極”的表現，相對而言要更重要，往往也更有用。
我們應該注意，不要過於強調錶現中的某個缺點，以至於伺服機制會錯誤地把它當成“靶子”而加以接收。你也許在想起那個古老的精神假象時能回想起這一點：讓某人閉上雙眼達1分鐘，讓他們腦子裡只是想象一頭身穿拳擊短褲的粉紅色大象，腳穿旱冰鞋在跳舞。哪種心像始終在他們的腦子裡佔支配地位呢？我們要求的是，你不要為自己製造一頭“粉紅色的大象”，也不要讓指導者為你製造，而是在想象的時候臨時構思。
有意識的自我批評使你做錯事
這一觀點已經得到英國倫敦E·科林·切利博士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