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上的壓力變成心理壓力，她的失眠變得更加嚴重。
於佳向來在學業這件事上對人對己要求一樣高，意識不到存在壓力這回事。她認為學習上所有的問題都是可以透過付出努力來解決，而左思安的問題在她看來是努力程度不夠，沒有樹立目標，沒有進入專注學習的狀態而已。
她一再提醒左思安，到了十二年級，就要開始面臨申請大學，如果想成功申請到好的大學，必須更加用工才行。左思安沒有向母親解釋求得理解的習慣，也不知道如何解釋，只能苦苦撐著。
到時定期過來的peter注意到了左思安的精神狀況不對，但peter按美國人的觀念，認為左思安的問題是心理創傷沒有得到及時治療，導致她處於封閉狀態，無法與周圍建立有效交流，左思安對他的冷漠更是讓他覺得證實了自己的判斷。
他與於佳談起這一點，於佳跟國內一般學理工科的人一樣，照例對一切缺乏證實的學說將信將疑，聽到peter建議讓左思安看心理醫生，頓時皺眉：“小安只是內向，哪至於有心理疾病要看醫生。”
peter笑道：“我知道你們的問號忌諱談心理問題，但人人都需要幫助，看醫生是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並不可怕。我當年離婚後十分沮喪，看過兩年心理醫生才走出來。所有我很佩服你能獨立處理好所有壓力，實在太強大了。”
“我們有我們處理問題的方式。小安對我都不願意講她的心事，怎麼可能同意跟醫生講。”
“有時候受害者會有一種內疚感，把一切責任歸結到自己身上，這種情緒不透過某種途徑宣洩出來，是非常有害的。不喜歡正式約見心理醫生的話，也有其他途徑。據我所知，學校裡一般都配備了專職心理輔導員，他們都接受過專業訓練，學生可以預約心理輔導；或者她也可以去參加性侵受害者互助小組，哪裡都是有相同境遇的人在一起匿名傾訴討論，可以幫助她更快走出陰影。”
於佳在貴州遇險時，將女兒的情況告訴了peter，peter震驚之後，表現得十分同情，令她多少有些安慰，但另一方面，peter討論起問題無拘無束的風格又讓她有些煩惱。她來自保守的社會，聽到“性侵”這類直白表述的詞便覺得刺耳，她認為時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從來不與女兒談論發生過的事，更不願意把這件事公開拿出來討論。
可是peter畢竟是一番好意，而且言之有理，她認真考慮後，試著與左思安談起，左思安一怔之下，勃然大怒：“這是peter的注意吧？”
她沒法否認：“他也是關心你。”
“夠了，我的事，你要我提都不要提起，就當被瘋狗咬過，儘快忘記就好，憑什麼告訴他？你們就沒有別的事好談，非要那我做話題嗎？”
於佳知道辯解只會更加激怒女兒：“不，我並沒有過多的跟他談論這事。”
“那他憑什麼對我指手畫腳？”
她只好說：“他只是建議，我也只是徵求你的意見，也許你會需要這樣的幫助。”
“那好，我這就明確告訴你，我不去見什麼心理醫生，也不參加什麼小組，請他再不要管我的閒事了。”
之後左思安對peter更加冷淡，peter摸不著頭腦，於佳也只是含糊的說：“還是給她自己一點兒空間，讓她慢慢適應這邊的環境吧。”
任何簡單的處理方式，有看似粗暴的一面，但也有不可否認的高效。第一個學期在11月底結束，復活節連著聖誕節和新年，假期裡於佳在堅持工作，而左思安也把所有的空餘時間都花在了學習上，拼命大量閱讀、做聽力練習。
1月到3月的冬季學期開學後，她發現自己的英語能力突飛猛進，聽懂老師的講課不再存在問題，同時也確實開始適應了環境。休完春假，4月到6月的夏季學期開始，左思安的數學成績在班裡引起了一片驚歎，幾次輕鬆解出據老師說有大學水平的數學題目之後，同學看她的目光有了幾分崇拜，老師私下也將此歸結於“東方人確實數學厲害”，這一點極大地緩解了她的焦慮感。
她想，他們還沒見過劉冠超那樣真正擁有數學能力的學習天才，才會覺得他的成績不可思議。想到劉冠超，她當然也就想起在國內的生活。
左思安在8月底離開，只在走前幾天透過電話於王宛伊做了告別，王宛伊對留學這個話題十分有興趣，並說家裡也計劃讓她高中畢業後去英國讀書，她希望李洋家裡也能做同樣安排。
她沒有向劉冠超告別，在他講出他姐姐的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