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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楊度等人丟擲君憲說論調時，著名學者章士釗立刻就撰文指出。楊度所倡的帝制斷斷不可能與立憲相容，“蓋此種帝政與沿於歷史本乎神權者不同，後者可言立憲。而前者則否。”其原因在於這種帝制是透過“以謫而不以正”的陰謀手段建立起來的，“凡源不正者其流不清，帝政由是而立，而望其從容入乎憲政之軌，其事誠與逆行求前無異。”君主的產生方式規定了君主制的性質，也決定了君主的統治合法性來源。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與英國、德國、日本等君主立憲國家的根本區別實際上就淵源於此，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君主統治的神聖性、合法性基礎之差異也是由此決定的。
由於君主制的權力交接模式是依照“父死子繼。的宗法血緣關係。但是王朝內部的君位交接之合法性、神聖性必須由王朝本身的合法性、神聖性來保證，而王朝的合法性則來自王朝的產生方式。就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主流的政治文化傳統存在著無法自圓其說的致命漏洞。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雖然提出了抽象的“天命論”來給世俗皇權設定了一個超越性的權威，但卻沒能提供相應的可操作的程式和儀式，結果反而讓世俗的統治者竊取了“天命”的話語權，由王朝統治者自己給自己論證其天命！
中國的歷代王朝都企圖依照儒家的“湯武革命說”來為自己的“出身。小提供合法性證明。其實，“湯武革命。的本意是說，一個不得民心、德行敗壞的君主必然是喪盡天命的，因此以暴力將其推翻是正當的。就此而言，儒家的“天命說”未嘗不可視為是對封建**統治的一種“軟制衡”具有相當大的積極意義。但問題在於，天命無言，對入幾滬的統治者，誰有資格代替他。或者說如何認定接替者盾貝…？湯武革命模式的致命缺陷恰恰在於，它無法提供任何可操作的、得到公認的合法程式，哪怕是某種宗教性的儀式，來認定合法的權力接替者。於是，新的統治者就只有自己“證明。自己的天命。這樣的“合法性證明”基本上只有兩種途徑：其一是透過實行“仁政”之類的實際政績，其二就是透過所謂“意識形態”的宣傳策略。前一種方法並不總是可靠的，光讓百姓安居樂業雖然有利於穩定政治秩序，但並不能證明君主的神聖性。特別是當社會經濟狀況出現問題的時候，更是迫切需要來自意識形態的“神性。證明。這樣，歷代王朝都必須自己出面大力製造其統治的神聖性，透過意識形態的宣傳證明自己是“天命所在。”是“真龍天子”。這就極大便利了那些透過暴力、陰謀奪權開國的王朝統治者，因為他們可以先奪了權再來證明自己的“天命。！
透過這種手段產生的君主，其統治的合法性最終只能依靠統治者的自我論證，而不可能來自某種被社會公認的宗教儀式或傳統習俗。然而這種自我論證的意識形態策略卻不可避免地為其合法性埋下危機的禍根，因為這種愚民騙術並不能欺騙所有的人，特別是那些凱覦大寶的野心家們自己就根本不可能相信什麼“真命天子”之類的神話！中國曆代王朝以暴力、陰謀奪權為“共同情徵。的開國“實踐”本身就為所謂“天命”做了最真實的註解，給凱覦者樹立了最好的榜樣只要奪權成功，就可以自己證明自己是理所當然的天命所繫。這樣一種缺乏程式理性的天命論傳統在實際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導致“成王敗寇。的遊戲規則，因而勢必使關於君主的神聖性成為純粹的欺騙性宣傳。
暴力奪權的君主建國方式與打江山坐江山的“家天下，傳統密不可分。暴力奪權的動機源於視天下為私有產業的觀念，就是黃宗羲所指出來的“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而暴力奪權的結果則又強化了這種家天下的觀念和傳統。既然君位是透過拋頭顱灑熱血的代價換來的，那麼一旦到手，就格外顯得彌足珍貴，君主必然會將絕對的權力視作自己打江山的“合理回報”所以絕不可能接受任何制約、制衡或監督，更不可能甘心作虛君，而必然把公共權力當作實現君主一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但是，君主越是將絕對權力視為私產。君權越是包含巨大的利益，那麼對君位的爭奪也就必然越激烈。為了防範篡權，君主又不得不加強其絕對權力，從而形成一斤，無法擺脫的以爭奪絕對權力為中心的惡性迴圈。於是，君主的神聖地個愈益離不開世俗權力的支撐和充實，不掌握絕對權力的虛君就成為不可想象之事。
方面是君主自己不可能甘心於當虛君，另一方面是凱覦者的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