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不惜進行人為製造君主神性的嘗試（比如說一些政治人物以借所謂“天命吉兆”和“民意”為由向孫綱“勸進”但被孫綱果斷的拒絕了）。這樣弄出來的君主要麼毫無號召力，根本無法成為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象徵和符號；要麼就依然的君主，總之不可能是立憲的君主。在一個純粹的“俗物”身上尋求神性。非要讓凡人當菩薩不可。這簡直就是一個大笑話，也是近代中國君憲說的根本謬誤所在。因此。後世的學者們認為，這很可能也是孫綱始終拒絕給自己和自己繼承者的頭頂戴上皇冠的真正原因。
對已經成為國家實際掌握者的孫綱來說，既然在中國，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已經不可能不口某種超越世俗的權威，也就是說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耿。統治“世俗化。了，那麼在中國近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重建過程中，與其沉哂於不現實的神性幻覺之中以致耽誤了歷史時機，倒不如干脆直接在世俗生活中建構新的合法性基礎。比如孫綱在漫長的執政時間內一點一點嘗試建立起來的中國現代民主法理程式就是一種理性的世俗化的“政治統治合法性”基礎。
與很多的專家教授對此似是而非的評價相反，一些學者認為，就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世俗稟性而言，最現實的選擇恰恰不走向沒有神性靈光的君主乞靈招魂，而是應該以民意為號召、以大眾參與為特徵的現代民主政治比起君主制來更可以為中國民族國家的政治重建奠定真實的合法性基礎，因為民主政治契合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世俗氣質，而且有利於消除傳統政治文化中關於統治合法性的虛假神性謊言，從而切切實實地把世俗的政治生活合理化。用理性的權力產生、運作、交接程式代替延續數千年的成王敗寇的叢林規則。對飽嘗了“江山代有惡人出，各苦蒼生數十年”的中國人民來說。這也許才是最為正確的道路。
而如果想要走這條道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中國民眾的政治素質、文化教育水平和參與政治生活的意識必須有較大的提高，否則一個文盲占人口多數的國家想要實行民主憲政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華俄戰爭結束後，中國進入了展時期的時候。後來成為華夏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的孫綱會全力在中國推廣“民不讀書，罪其父母”的“國民普遍義務教育”計戈，而且為了保證國家在國民教育方面的資金投入甚至不惜採用再次舉借內外債和削減軍費等非常手段。
後世的很多人對孫綱甚至連海軍造艦的經費都進行了縮減並將這些經費的很大一部分投入了中國的國民教育事業當中頗有怨詞，認為由於他這斤，“拆東牆補西牆。的做法使中國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未能擁有一支同中國的大國地位相稱的強大海軍艦隊。但更多的人則認為，孫綱的做法是無比正確的。正是由於孫綱的不懈努力，“尚自然。展個性重美感。的兒童教育理念深入人心，而以學前兒童公共教育替代當時的家庭“私學”教育的方針則奠定了中國“五育教育。小（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的基礎，讓中國不但在後來全面消除了文盲，而且使嚴復、梁啟超和蔡元培等人的新式教育理念得以真正成為了現實，為中國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富有開創性的貢獻。而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和身體素質從此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負變化，促使中國民眾由傳統，的“臣民”向現代真正意義上的“國民”轉變，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巨大和深遠的影響。
後人指出，正是由於孫綱在“國家監護期”不遺餘力的推行“教育興國。方針，才使得中國後來的民主共和憲政有了實現的基礎和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孫綱的努力下，孫綱以後的華夏共和國曆屆政府在進行政權交接時都沒有出現過中國歷史上傳統的“血流成河。式的改朝換代戰爭和圍繞著中央政權進行激烈爭奪的血腥政治鬥爭。從這一點上講，這才是孫綱本人對中國人民所做的最大貢獻。
而孫綱的“教育興國”方針為中國培養和儲備了一大批高素質的對國家負有高度責任感的各方面人才，使得中國的科技水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緊緊跟上了世界的腳步，甚至在某些領域還走在前面，為中國在後來從容應對兩次世界大戰的烽煙和浩劫奠定了良好的科技基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溫斯頓邱吉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個人神話般的讓佔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公民”從這一點來說，他對他的國家的貢獻要遠大於他指揮他的軍隊在戰爭中所取得的所有勝利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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