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如今並非主動在進行一場無道之戰，恰恰相反，是別人打上門了，擄我百姓，劫我錢財，若不再自衛反擊，只會被視為軟柿子一般柔軟可欺，以後這樣的事情依舊會頻頻發生，國門一旦關閉，所有人都認為從此安逸而忘記危機，久而久之必然連戰如何去打都忘記，到時候還是會被人欺上門，再說這一次還有不少百姓被倭寇擄掠到海上去，難道那些人都就此不聞不問了麼？
其次，勘合貿易非但不能徹底關閉，反倒應該更為開放，有鑑於前宋海上貿易帶來的鉅額利潤，武力更加強盛的大明完全也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太、祖皇帝雖然有片板不許下海的規定，可那是針對民船而言，要知道在那之後，三寶太監也同樣七下西洋，官方貿易並未停止，祖宗成法之說大有變通之處，嚴格說來並不存在絕對的禁令。
而且就算現在官方禁止民間貿易，也依舊有不少民船私自出海，謀取利潤，正因為海禁，這些民間的盈利，官方並未得到一分一毫，這才是巨大的損失。堵不如疏，與其放任這些非法私貿繼續進行下去，不如由官方組織起來，將其合理化，讓其繳納稅賦，這才是一舉兩得的長久之道。
唐泛並非一個人在戰鬥。
有許多人反對他，同樣有不少人支援他。
這些人包括南京太常寺少卿楊一清，太常寺少卿李東陽，侍講學士謝遷等。
如果說謝遷純屬友情支援好友，那麼楊一清和李東陽等人，則是從實際戰略意義出發的。
他們的觀點大體上與唐泛一致，都認為守不如攻，雖然造船與組建水師耗費巨大，但是後期收益完全可以彌補回來，如果能夠重現前宋那般海上貿易規模，則朝廷往後也就不必發愁每年國庫撥不出錢糧，天子也不必發愁內庫的錢財不夠使了。
這些人雖然官職不顯，甚至沒有一個內閣閣臣，但他們無一例外，都是當今天子所信重的少壯派官員，如無意外，在幾年之後，當內閣這批老臣子一一致仕之後，大明中樞將由他們來主宰。
兩方爭議異常激烈，從弘治三年一直持續到弘治四年，從一開始到底派不派兵剿匪，要不要停止勘合貿易，到後來爭論要怎麼派兵，怎麼打，開放海禁要開放到什麼程度，也算是逐漸開啟了一點局面。
直到弘治四年末，嚐到甜頭的倭寇見明廷毫無動靜，又一次席捲而來，登岸劫掠，促使天子終於下了一個決定：命汪直提督寧波，組建水師。
弘治帝總體來說是一個比較謹慎保守的人，幼年的經歷促使他在一件事上不會輕易做出決定，尤其是重大決定。
假如他身邊的人與他一樣保守謹慎，那這個朝廷就是一個謹慎的朝廷，它能夠完美地完成守成任務，卻無法像開國之初那樣銳意進取。
這也是正常的，因為任何一個朝代發展到一定階段，如果沒有外力因素，只會這樣一路保守下去，直至滅亡。
但歷史在這裡拐了個彎。
唐泛他們自然並不知道，弘治三年，距離大明不止萬里之遙的另外一端，一個叫迪亞士的葡萄牙航海家發現了非洲好望角。
而一塊被稱為歐羅巴的大陸，當年成吉思汗帶領的蒙古騎兵曾經到過的地方，正將一場被後世稱為“文藝復興”的浪潮席捲那一整塊大陸。
與那塊大陸隔海相望的一個小國，正在為即將到來的宗教改革做準備。
這些事情，大明一無所知。
即使是唐泛，也並不知道他所據理力爭的事情，將為帝國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汪直終於等來了自己夢寐以求的那一天。
從大同回來之後，他曾經以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經完蛋了。
對於宦官來說，他的成績也許很輝煌，但汪直並不滿足，他天生就喜歡指揮千軍萬馬馳騁在戰場上的感覺，而老天似乎也賦予了他這樣的才能，大同幾年的駐守，對韃靼用兵的勝利，足以說明這一切。
但這種好日子沒有維持多久，當時的朝廷見好就收，不願意將韃靼徹底掐滅，為免別人說自己驕橫跋扈，有了功勞就誰也不放在眼裡，加上唐泛對自己的一番勸說，汪直不得不跟著班師回朝，從此再也沒有回過前線。
唐泛當時曾勸他要將目光放遠一點，不要光盯著草原一塊，大明同樣還有遼闊的海域，同樣不平靜的西南。
說這番話的時候，也許連唐泛自己都沒有料到，這番純粹是出於安慰的話，將會在未來變為現實。
汪直平生最崇拜的人便是三寶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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