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世長特重徐州，所以軍機處要駁他的摺子，就得講個徐州並不重要的道理。“徐州在江蘇，地居最北，若於平地建立軍府，既多繁費，所分割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四十餘州縣，亦涉紛更。今昔形勢，遷變無常，漢末迄唐，淮徐代為重鎮；宋及金元之際，徐已降為散州。至明以來，則重淮安，歷為前代漕督及國初廬鳳巡撫，後改漕督駐紮之地。及江南河道總督裁撤，漕督移駐淮城迤西之清河縣，實為綰轂水陸之衝，北連徐海，南控淮陽，地既適中，勢尤扼要。”
接下來是論漕督原有管理地方之責：“伏查前明初設漕運總督，即兼巡撫地方。國朝順治六年，裁廬鳳巡撫改漕運總督，仍兼巡撫事。漕督之兼巡撫，原為控制得宜，現漕務雖已改章，地方實關重要，與其仍留漕督，徒攤虛名，不如徑設巡撫，有裨實用。”
理由說明，奏陳辦法：“臣等共同商酌，擬將漕運總督一缺，即行裁撤，改為巡撫，仍駐清江，照江辦巡撫之例，名為江淮巡撫，與江蘇巡撫分治，仍歸兩江總督兼轄。一切廉俸餉項，衙署標營，均仍其舊，但改漕標副將為撫標副將，以符定章。”
定了江淮巡撫屬下的官制，再定江淮巡撫的轄區。這比定官制更容易，原封不動地轉一轉手就可以了。
因勢利便，亦由江蘇的建制與他省不同。他省都是一省一藩司，唯獨江蘇有兩個，一名江蘇藩司，隨江蘇巡撫駐蘇州，一名江寧藩司，隨兩江總督駐江寧。江蘇藩司管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及太倉直隸州、海mén直隸廳。江寧藩司亦管四府，江寧、淮安、徐州、揚州，另轄兩個直隸州，南通、海州。涇渭分明，久如劃疆而治。
如今在長江以北設巡撫，與蘇松常鎮的關係淺，而與江淮徐揚的關係深，所以，“應將江寧布政使及所轄之四府二州，全歸管理。巡撫所駐，即為省會。江寧布政使應隨總督仍駐江寧，總督在江南，巡撫在江北，既無同城bī處之疑；江寧六府前隸蘇撫者，即改隸淮撫，亦無增多文牘之擾。”
寫到這裡，瞿鴻璣自覺這番更張，解消了一個棘手的難題，得意之餘，奮筆直書：“不必添移一官，加籌一餉，而行省已建，職掌更新，建置合宜，名實相符。”
這篇摺子遞上去，皇帝於此是抱著無可無不可的態度，當即以明文頒發上諭，如奏施行，並規定新建行省，由兩江總督兼轄。
訊息一傳，江蘇的京官奔走相告，譁然惶然，新年團拜，無不以此為話題，大致憤慨，決定上疏力爭。其時江蘇京官名位最高的是兩個狀元，一個是咸豐十五年的狀元徐郙，嘉定人；一個是咸豐二十年的狀元，都察院御史、南書房行走陸潤庠，蘇州人。由這兩個人出頭，領銜出奏。
江蘇人，尤其江南的江蘇人，最不滿的是將江蘇無端分隔為兩省。譬如前堂後軒一座成格局的住宅，忽而為人封閉中mén，割去了一半，mén面依舊，堂奧已淺，自然不能甘心。
江南文風大熾，這兩個狀元更是鍵筆，所提的理由有數條，第一有關係是“江淮、江蘇，若合為一省，則名實不符。昔有控扼兩省設為重鎮者，如國初偏沅巡之例，至一省兩撫，向無所有。現在湖北、雲南本有之巡撫，甫經議裁，而江南一省忽然添缺，未免政令分歧。”
其次，“蘇淮若分兩省，則要政首在定界。自古經劃疆裡，必因山川阨塞，以資控制，設險守國，蓋在無事之時，溯自蘇皖分省，亦非復舊時形勝，而蘇省跨江，尚有徐淮得力，據上游之勢。今劃江而治，江蘇僅存四府一州，地勢全失，幾不能自存一省，較唐之江南道，統州四十二，宋之江南路，統州十四，亦復懸殊。”
“惟南宋浙西一路，僅有三府四州，此偏安苟且之圖，非盛朝所宜取法。至巡撫藩司，專管地方之事，例駐省城，今設省清江，舍臨江扼要之名城，就濱河一隅之小邑，似亦未甚得勢。”
接下來的‘其三’，其實是最有關係的一個理由，即為省分的大小，省大不在幅員，而在戶口，戶口繁密，稅賦旺盛，地小亦為大省，倘或地廣人稀，幅員雖廣何益？但戶口繁密，總亦須有地可養，過於侷促，施展不開，亦不能其為四方觀瞻的大省。江蘇之不宜，亦不應分割，由此處著眼，自然振振有詞。
這段文章，先由規制講起，論省分之大小：“國朝經制，分省三等，蓋因戶口之多寡，亦視幅員之廣狹。各行省中，惟山西、貴州兩小省，幅員最狹。今蘇淮分省，江淮地勢較寬，僅及中省，江蘇則廣輪不足五百里，較山西、貴州，殆尤褊小，勢不能再稱大省。”
江蘇不成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