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是個泥菩薩，為人只知自謙以保名，任何得罪人的事都不做；眼看此事要出現岔頭，沒奈何之下，只好去找一個人，此人叫汪鳴鑾，他是在京中的浙江籍的翰林魁首之一，任職在國子監司業，是翁同龢的學生；還有一個人是咸豐十年的狀元鍾駿聲，現在的翰林院侍讀。
這兩個人和另外十八個人連銜起草了一份狀子，但領銜的卻不是他們，而是一個叫汪樹屏的杭州士紳，這樣做的目的是表示呈控乃是出於地方公意，而並不是以浙江的京官意圖干預桑梓的公事。
摺子遞到都察院，認為此案惟有提京部審，才能有正確的結果，而惶惶上諭如天，竟然在刑部為人打了折扣，這樣的事情，不知道朝廷問不問，管不管？
這樣的訴訟，先不必說大部分是雅負清望，為公卿所尊敬的名士，也不必問在都察院內有沒有人動問，只是看事情的由頭，就非出奏不可。
但都察院的奏摺剛剛轉到御前，皇帝還不曾看過，桑春榮先慌了手腳，趕忙傳吉順上堂，首先畫行，隨即抄繕用印，封緘妥當，封套上標明‘加緊’，送交兵部驛遞。
而辦過這件差事，桑春榮仍舊魂夢不安，以為最起碼也要落一個奉旨申斥的罪名，即便沒有什麼實際損失，大大的跌一番面子也是肯定的；誰知道皇帝倒似乎並不將此事放在心上似的，肅順問及此事，也為他含糊的敷衍過去。
等到甘瀅到部聽審此案，連桑春榮在內都很覺得奇怪，他在二月的時候調任戶部侍郎，如何到此處來聽審案了？他的身份無一不知，但煌煌上諭寫得清楚明白，還是叫他‘甘瀅’，可知皇帝並不是要他以皇子之尊坐鎮刑部。這如何接待，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