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不必爭利海中；但固我士卒之心，結以忠義，不必洋人機巧也。”最後他提出，“復不可購買洋器洋船，為敵人所餌取，又不可仿照製造，暗銷我中國有數之帑擲之汪洋也。”
而王家璧的態度更加激烈，上一折五片，他還不敢明目張膽的把矛頭對準曾國藩，便拿奕誴和沈葆楨開刀，抨擊這兩個人‘矯飾傾險，心術不正，實為小人之尤。是沈鬼奴。
而在他的批評中，進行了比之於凌辰更加細密的推理，他認為如果說裁艇船以養輪船，艇船五十，可以更番迭戰，互相支援，即令一艘有失，尚存四十九隻，四十九船俱失，尤有一船尚存，若裁併為一艘大輪船，設遇有失，則一舉而失五十艇船；又如派員出國訂造軍艦，加入齎鉅款如徐福求仙一去不返，又當如何？如果所派之員回國稱船已造好，而未能得洋人允許，未能出口，又怎麼辦？即使治其欺罔之罪，不也是貽笑洋人嗎？
他認為鐵甲艦及其他軍艦水雷不但毋庸購買，亦不必開廠建造，更不宜託請洋人訂購，“但就我所能辦之炮臺，輪船。樣槍、參以我所常用之艇船、舢板、快蟹、長龍登船；劈山炮、子母炮、線槍、火彈、火箭、刀矛弓矢及易得之銅鐵各炮，練習不懈，訓以忠義，水陸兵勇互相援應，即足矣固江海之防也。”。
第6節旅順口（2）
第6節旅順口（2）
皇帝給這樣的奏摺氣得半死，又絲毫沒有辦法，在和軍機處見面的時候，大罵這些人都是一群蠢豬閉目不見世事，若是國事任由這些無識誤事的書生之見指揮，早晚碰一個頭破血流，才知道後悔晚矣數日之後，他又親自草擬了一份上諭，頒行全國，才算暫時將朝野之間這種妄自尊大，如井底之蛙，怒目喧囂之聲壓制了下去。
這份上諭是這樣寫的，“海防關係緊要，既為目前當務之急，又屬國家久遠之圖，若築室道謀，僅以空言了事，則因循廢弛，何時見諸實行？亟宜未雨綢繆，以為自強之計，唯事屬初創，必須通盤籌劃，計出萬全，方能有利無害，若始基不慎，過於鋪張，既非切實辦法，將興利轉以滋害，貽誤無可勝言。計唯有逐漸舉行，持之以久，講求實際，力戒虛靡，擇其最要者，先行試辦，實見成效然後推而廣之，次第認真佈置，則經費可以週轉，乃為持久之計。”
這道上諭確定了以後數年的海軍發展的方針，但令曾國藩和李鴻章師弟兩個覺得意外的是，皇帝在上諭中絲毫沒有提及南洋海軍的發展特權，辦理海軍竟是隻考慮北洋一支，這固然有戰略防禦中心北移的因素，但似乎也過於厚此薄彼了？
皇帝自然也知道，單純發展北洋海軍，而對於南洋部隊的建設不聞不問，最後一定會造成跛足而行的怪現象，但身為大清國最高掌舵人，國防之事要辦，吏治清明，則更是要作為重中之重的事情來處置的——海軍建設，在歷史上是有過非常深刻的教訓的，教訓之一，就是各省辦理海軍事物的官員循以私情、轉展汲引，完全不考慮其才可用與否，但以私交為舉薦攸歸，特別是曾國藩、李鴻章師弟兩個，在這方面都是很糟糕的。尤其是李鴻章。在真實的歷史中，經他所保舉而起丁汝昌、張佩綸、盛宣懷等人，能力暫時不問，心性都是很成問題的。
而且李鴻章不及乃師的一點在於，曾國藩以胸懷道德籠絡諸將；而李鴻章則是以權謀機詐之術，此所以淮軍代湘軍而起之後，國事多有反側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點，就是軍機處中南北對峙的風氣愈演愈烈，即便有自己幾次降旨訓斥，所起到的效果也始終不是很大，以曾國藩、許乃釗為首的南派和以奕、文祥、閻敬銘及依附他們的李鴻藻為首的北派清流之力，在朝堂上糾紛不斷，上一年七月初九日的時候，為曾國藩提請，從中國派遣相應學子出國留學，其中二阿哥載瀅主動請旨，要求隨同前往一事，南北兩派吵得不可開交，弄得皇帝大感頭疼。
這份奏陳是曾國藩所上，大約是內容是說，“西人求學實際，無論為士農工商、無不入塾讀書，共明其理，習見其器，躬親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遞相師授，期於月異而歲不同，中國欲取其長，一旦遽圖盡購其器，不唯力有不逮，且此中奧秘，苟非遍覽久習，則本源無由洞徹，而曲折無以自明。古人謂學齊語者，須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又曰百聞不如一見，比物此志也。況誠得其法，歸而觸類引申，視今日所為，孜孜以求者，不更擴充於無窮也？”
這份奏摺讓皇帝大為重視，交部共議，不料引來一致的詈罵，上下都認為曾國藩上這樣的奏摺，實在不知所謂，把自家的品學俱優，德才兩全的孩童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