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的時候了。而且他知道，皇上年輕果敢，有為之君，定能虛心納諫，一力推之。到那時，自己就算是落得個‘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結果，也是君子正色立朝，在所不惜了。
於是，他起草了一份奏章，是針對各省兵員冗雜，國家用度不足為由，請求大力裁汰。這份奏章的名字叫《議汰兵書》。
奏章封上，皇帝那邊再也沒有了下文，弄得曾國藩心中很是嘀咕了一番，是不是自己在摺子中的話太過切直，引得皇上不喜？
在上一年三月中旬的時候，皇帝就看到了曾國藩的這份奏摺，其時正是各省督撫為文煜的一道裁撤各地勇營奏摺鬧得沸反盈天的當口，皇帝明知道曾國藩奏摺中陳奏的都是正言讜論，也不想、不情願讓他為了這件事得罪了全天下的人，故此，一年來，他一直把這份摺子留在身邊。
這一次曾國藩到行宮陛見，皇帝先向六福說道，“去，把朕隨身帶著的匣子取來。”
匣子取來，皇帝拿鑰匙把上面的銅鎖開啟，取出了一本厚厚的白皮摺子，“曾國藩，這是你上一年給朕上的摺子，賽尚阿，你給同僚念一遍。”
尚阿從地上爬起來，在六福的手中接過奏摺，先展開來看了看，奏摺的內容很長，不過用字很淺顯，他確認能夠念斷句了，這才朗聲誦讀：“……竊維天下大弊有二端，一曰用度不足，二曰兵武不精。兵武之情狀各省不漳泉有悍卒，以千百人聚眾械鬥為常；黔蜀冗兵，勾結盜賊為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遊手恣睢，有匪則僱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良冒功。章奏縷陳，諭旨縷斥，不能稍變故習。”
接下來，曾國藩在摺子中就用度之絀大發闡論，“……至於用度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以致甲辰，五年之間，一浩於夷務，再浩於庫案，三浩於河決。固以不勝其浩繁，乙巳之後，魯豫之旱，歉收恆在千萬之外，又發帑數百十萬兩以賑濟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絀？”
“宣宗皇帝每與臣下談及開捐一事，未嘗不諮嗟嘆息，憾宦途之濫雜，悔取材之非計也。臣嘗計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統籌之。一歲本可餘二三百萬，而水旱偏災，雖堯湯不免。以咸豐元年之豐稔，而有江浙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緩計。額內之歉收已不下百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待之？今雖捐例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三年之蓄，汲汲乎為朝夕之圖而貽君父之憂？此亦為臣子所深恥者也。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每多蒐括一份，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
“至於歲出之道，兵餉為第一大宗，臣嘗考本朝綠營之兵制，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為兵餉羸絀一大關鍵，請即為我皇上陳之。自康熙以來，武官即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為例，提督空名糧八十份，總兵六十份，副將而下依次遞減，至千總五份，把總四份，各有名糧。又修制軍械有所謂公費銀者；紅白各事有所謂賞恤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名為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嘗在六七萬。”
“至乾隆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坐糧另行添設，養廉、公費、賞恤另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挑補實額，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臣所謂餉相羸絀一大轉機者也。”
“……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舉，普免天下錢糧已經四次，而戶部尚餘銀七千八百萬兩。高宗規模宏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學士阿桂即上書陳論，以為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以為繼。此項新添兵餉，歲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即需用七千萬兩，請毋庸概增。高宗旋以廷臣議駁卒。”
“從增設至嘉慶十九年，仁宗睹帑藏之大絀，思阿桂之遠慮，慨增兵之仍無實效，特詔裁汰，於是各省次第裁兵一萬四千有奇。宣宗即位，又詔抽裁冗兵，於是又裁兩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舉而加六萬五千餘，嘉慶、道光之減兵兩次僅一萬六千。國家經費，耗之如彼，其多也易；節之如此之少，且難矣。”
接下來他說，“今臣冒昧之見，欲請汰兵五萬，仍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驟而裁之或恐生變，唯缺出而不補，則可緩緩行之，而可萬無一失。醫者之治瘡癬甚者，比剜其腐肉而生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量為簡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新肉，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馳怠不知所底。”
“自古開國之初，恆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而力愈弱，餉愈多而國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