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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曾李師徒的聯合抵制，終於使朝廷妥協，曾、李依舊保持了對兩江的控制。這場地方與中樞博弈的結果，雖然使得湘淮系保住了兩江，但卻使得朝廷對湘淮系的坐大更加的警惕。
從彤郅四年5月底接到北上剿綹的命令，到彤郅五年年底這一年半的時間中，曾伯函的剿綹以失敗而告終。朝廷絲毫不理會曾氏屢遭敗績的種種苦衷，絲毫不念及他鎮壓聖平天國的汗馬功勞，而是多次嚴旨切責。在這一年半的時間中，曾氏受到廷寄責備七次，御史參劾五次，由於連吃敗仗又屢遭朝廷嚴責，曾伯函終於感到衰病難持，告假休息。朝廷卻順水推舟，在他休假期滿後仍要他在營調理一月，病癒後進京陛見一次，而欽差大臣關防暫由李紹泉署理。但令人尋味的是，要李紹泉接替曾伯函任欽差大臣前去剿綹的諭旨卻未提及由何人接替李紹泉的兩江總督之職。這有兩個可能：一是李紹泉仍兼任兩江總督，二是以後任命他人。實際上李紹泉知道前線軍務繁重，自己不可能兼任江督。但讓他人接任，於公於私他都難以接受：於公認為他人不會也無能力全力為他籌餉，於私不願肥缺旁落。當然，他認為如能任命曾伯函重回江督之職，則於公於私最為理想。但曾伯函以老病告假，不能剿綹何堪兩江總督重任？朝廷對曾伯函本就防範有加，現在更不滿意，又如何可能讓他再擔江督重任？
李紹泉接到諭旨後，立即走馬上任。在彤郅五年12月3日他赴前線一個多月後寫了《謝署欽差大臣瀝陳大略折》。這個二千餘言的頗有些例行公事的“工作彙報”，其主旨就是強調籌餉的重要。他指出曾伯函在早些時候的奏摺附片中說“將帥帶兵剿賊，非督撫手有理財之權者，兵餉必不應手”、“系閱歷真切之語”。而這一年多以來一直是“曾伯函在前督師，臣在後籌餉，患難與共，休慼相關”。他強調自己到徐州剿綹剛一個多月，“後路糧餉轉運相隔漸遠，每恐呼應不靈，若再逐賊出境，遠駐豫省，軍務大局，未必遂能有濟，而各軍餉需本任公事，必多貽誤。即蒙派員接署督篆，各有責任各有作為，何能與前敵痛癢相連，始終如一？若強爭則徒失和衷，若隱忍則必分畛域。軍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無，潰敗立見。”他深有體會地強調說：“臣從軍十數年，稔知軍情利鈍之由，其樞紐不在賊之難辦，而在糧餉軍火之難接濟。”接下來的一句，看似無意，其實卻透露出之所以再三強調軍需糧餉重要性的具體目的：“曾伯函老病侵尋，自萌退志。臣每諄切懇勸，謂若不耐軍事之勞頓，即請回任籌餉，坐鎮要區。彼總以精力衰憊相謝，然亦以剿綹全軍專恃兩江之餉，若經理不得其人，全域性或有震撼，與臣再四密商，迄無嘉謨可以入告，是不得不仰賴朝廷之善為區處矣！”總之情況就是這樣，請朝廷權衡決定，實仍表明希望朝廷讓曾重回江督之意。他進一步對朝廷明言：“今諭旨並未令人接辦江督與通商要件，而詢及應否移扎豫境”，如果率兵打仗與兩江籌餉二事都要我兼任，那我到遠離兩江的河南就無法兼顧兩江，必將誤事，而“後路根本重地，皆新復之區，又多通商口岸，設有蠢動，更難兼顧。臣反覆推究事理，務求一是，綱領全在得人”。最後他明確說道：如果“皇上若仍令臣兵餉兼籌”，那我就只能前進到徐州為止。如果“皇上專責臣以討賊”，我不必兼籌糧餉，當然可以進兵河南，但朝廷一定要解決糧餉。因為“在本境可兼管地方，駐別省即不能兼管地方。如不兼管地方，軍需當責之何人，缺乏當如何處置，非一二空談能有實濟”。其潛臺詞仍是給朝廷施壓，要其按己意任命曾伯函重回兩江，但又句句在理，朝廷不能不認真考慮。
看到李紹泉利弊陳明得如此清晰有理的奏摺，“綱領全在得人”，朝廷只能諭令曾伯函回兩江總督本任，授李紹泉為欽差大臣，“專辦剿匪事宜”。奉旨後，李紹泉立即於彤郅五年12月19日寫了《謝授欽差大臣瀝陳下情折》。此折與前折相距半月，由於朝廷答應了自己的要求，所以此折的主要目的利用例行的“謝恩”對自己在前折中對朝廷的施壓有所挽回。他誠惶誠恐地表示接旨後“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以前想到前線又感到“後無付託，日夜輾轉，悚惶萬分”，現在“仰蒙皇上洞鑑，兩江所出餉需，實關剿綹全軍命脈，特命曾伯函回任籌辦，俾臣後路無掣肘之虞。聖慈曲逮，俯察艱難，無微不至，臣等應如何感奮，復何敢稍有推諉，致誤事機？謹當恪遵諭旨，俟曾伯函回任後料理交卸，馳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