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張才，還有幼孫亞宣、亞二、亞兒，幼侄偉才、觀奇、亞三，都發配給功臣之家為奴。
這道奏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萬里迢迢到了北京，已經是九月份了。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大學士九卿等人反覆多次認真研究了這樁大案後，做出瞭如下決定：
第一、第三條如廣西巡撫所擬，即吳英凌遲，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發配為奴。但皇帝仁慈，改第二條吳英弟弟及子侄之斬立決為斬監候，秋後處決。（《清代文字獄檔》）
在傳統社會，底層知識分子上書當道乃是常事。中國早期歷史上出現過許多“片言可致卿相”的傳奇。蘇秦、張儀僅憑一張利嘴，博得相國之印；東方朔以三千簡上書漢武帝，入仕為郎官。事實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獻策，乃至獻歌功頌德的文藝作品（比如杜甫所獻《三大禮賦》），是知識分子進身的一個主要途徑。因此，歷朝歷代，都有無數進身無路而自認有奇才異能的讀書人懷抱“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的夢想，紛紛毛遂自薦，滿懷熱情地向朝廷獻書、獻策、獻詩、獻賦。其目的無非兩種，一種是出於社會責任心，揭露疾苦，為民請命；另一種是賣弄文筆，逞露才華，希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乾隆皇帝在登極之初，也曾經“廣開言路”，每年都會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獻策報送到皇帝御前。這些出自底層知識分子的作品多數粗陋無文，皇帝不過一笑置之，從未因此而開罪於人。但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皇帝卻一反常態，突然大開殺戒。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個精神有點不正常的人，名叫王肇基，到官府投獻了一副詩聯，以祝賀皇太后壽誕。用王肇基自己的話說，“恭祝皇太后萬壽，不過盡我小民之心，欲討皇上喜歡……”，“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將心裡想著的事寫成一篇”。詩聯後面還附有一小段議論，雖然詞句顛三倒四，大致可以看出是評論時政之意。地方官將此案彙報給皇帝，乾隆命將他“立斃杖下，俾愚眾知其所炯戒”。這是有清一代將獻文獻策者處以死刑之首例。
從這起事件之後，因獻策而得罪的文字獄就連綿不絕。在這些獻文獻策案中，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樣一起。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出京恭謁泰陵。護衛巡視御道的時候，發現一個年輕人鬼頭鬼腦地逡巡在御道邊，身上還揣著什麼東西。護衛拿住此人，送官審問。
此人姓馮名起炎，山西臨汾人，三十一歲，是個秀才。原來他是想獻給皇帝一本自己所寫的書。書的內容是以《易》解《詩》，水平不高，但獻書的動機卻出人意料：居然是為了愛情。
原來馮起炎家境貧困，難以娶妻，卻暗暗相中了自己張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兩位分別叫“小女”和“小鳳”的表妹，暗戀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兩位佳人都娶到家中為妻。在案卷中，他是這樣交代的：“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嚐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自己家庭貧窮，科舉又不順，此願當然難遂。此人平日酷愛佳人才子之書，乃是一名文學青年，頭腦中充滿羅曼蒂克的幻想。在種種辦法都行不通後，他腦筋急轉彎，想逞露才華，獻書皇帝。說不定皇帝一見，就驚呼他為奇才。然後他趁機把心中夙願向皇帝傾訴，皇帝一高興，就會賜他銀冠玉帶，命他奉旨成婚。
在捱了許多板子要被送進大牢之前，馮起炎還期待著皇帝會可憐他的一片痴情，償了他的夙願，請審案官員轉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剋日長驅到臨邑”，去為他說媒，“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來，還沒有遇到過如此可笑之事。在開懷大笑並且把這個笑話轉告給後宮寵妃之後，皇帝表現出了難得的慈祥和善良。當然，說慈祥，不是說皇帝真的派人去給馮秀才娶小女和小鳳，而是少見地沒有取他的腦袋。起炎先生幸運地保留了性命，以“痴心迷妄”“欲瀆聖聰”之罪，“刺字發遣”，發配到黑龍江的冰天雪地裡，“給披甲人為奴”，在北大荒裡終老此身。
除了這類“逞才獲咎”型文字獄案外，乾隆朝還有一種文字獄，更為令人難解，那就是“瘋子文字獄”。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個面黃肌瘦、衣衫破舊的人來到山東孔府，叩門投書，自稱是孔家的親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