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著，從身上掏出一張紙，呈給乾隆。乾隆接過來一看，是一張賣身契，價目清清楚楚。
皇帝默然不語，良久，一揮手：“你先出去吧。”
觀音保悄無聲息地退步，轉身，退出殿外。
皇帝陷入了尷尬。看來，地方官確實罪不可逭。他原來以為，夏邑所遭的是尋常災害，沒想到會重到如此程度。圖勒炳阿和孫默欺君罔上、漠視民命達到如此程度，實堪髮指。必須嚴肅處理，才能平民憤而肅官箴。
可是，如果因為老百姓告御狀而摘了巡撫和縣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國內開創一個極為不好的先例。這一傳奇性的“平民扳倒巡撫”事件必然會成為爆炸新聞，迅速傳遍全國。本來，大清帝國如今的政治形勢就不穩，各地抗稅抗租鬥爭此起彼伏。如果這事再傳開，那麼無異於火上澆油，豈不極大地助長民眾的自發鬥爭？
深思熟慮之後，皇帝做出了這樣的決斷：
第一，嚴肅處理地方官。圖勒炳阿被革職，發往烏里雅蘇臺充軍。夏邑縣、永城縣兩縣知縣也革職，等待進一步審訊處理，以警誡其他諱災官員。
第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後不得以縉紳干預公務。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三人，交山東巡撫審辦，一定要查出背後有沒有其他主使。
看來是各打五十大板。
皇帝還下了一道意味深長的諭旨給河南老百姓：
並傳諭各百姓等，俾曉然於朕惠愛黎元，一體之意，各安本分，靜候給賑。至巡撫、知縣之罷斥，乃朕遣人密加訪察，自為整飭官方起見，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訴也。若因此遂增致長刁風，挾制官長，擾及賑務，則是自幹罪戾，不能承受國家惠養之恩矣。（《清高宗實錄》）
意思是說，這起案子的處理，是因為我洞察一切，主動發現，並不是因為彭家屏的奏報，也不是因為“一二刁民”告御狀。如果以後誰效仿這幾個“刁民”，以下犯上，那麼必然要受到國家的嚴懲。
這一道上諭，體現了皇帝在面對民間政治參與熱情性時的進退兩難。
面對洶洶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築壩壘，將其約束在“綱紀”的河道內。
那麼，底層民眾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嗎？
乾隆認為，這種情況下，群眾有權利上訪。但是，一定得在國家政策規定內，一級一級來，不能“越級上訪”，更不能採取“聚集”“鬧事”等危險手段。皇帝的理論是，“至該處百姓，如果追比負屈難伸，應赴上司衙門控告，乃敢聚眾赴署，紛紛毆鬧，此風斷不可長”。
“應赴上司衙門控告”，這便是皇帝所開具的普通百姓對付貪官汙吏的唯一辦法。就是說，你必須在體制內反映申訴，尋求解決的辦法。
問題是，傳統社會體制內的申訴機制常常是失效的。底層百姓的上訪，最常見的處理方法是被上級發回基層處理。如果“赴上司衙門控告”遭到拒絕，被髮還原縣鎖系，又怎麼辦？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湖南新寧縣百姓劉周佑到知府處控告新寧縣縣令營私舞弊，代理知府不問青紅皂白，將案子發回新寧縣處理。新寧知縣利用職權，挾私報復，把劉周佑關押在監。縣民忍無可忍，紛紛罷市以示抗議，事情被彙報給了皇帝。
這種情況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雖事涉有司，應行參處，亦必首懲糾眾之人。而於官員應得處分，不即汲汲究治，誠慮匪徒因此長奸，不可不防其漸也。
就是說，對於百姓對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嚴懲。而對官員的處理，不可過重。因為如果嚴處官員，那麼百姓必然得到鼓勵，以後會變本加厲，益發助長了“以下抗上”的“歪風邪氣”。用乾隆自己的話說就是“刁民鬧事而即參知縣，將使刁風益熾矣”，“將來愚頑之徒，必且以此挾制官長，殊非整飭刁風之道”。
乾隆的這個邏輯，在處理夏邑縣事件時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釋。乾隆在給夏邑人的另一篇諭旨中，如此告誡百姓：
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
官員是民之父母，那麼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當然是疼愛孫子的，但是遇到孫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對，明智的祖父會怎麼做呢？顯然，他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因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會反抗祖父。這不是顯然之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