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經濟總量的擴大，經濟結構的變化，必然造成經濟衝突和經濟糾紛日益增多。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民眾的政治意識、權利意識也同步覺醒，社會上出現一些自發的維權組織，這本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現象，也是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個難得契機。
乾隆年間，在地主與佃戶的經濟衝突中，佃戶們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組織性。他們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相互聯絡，用演戲、賽會、歃血、結盟的方式團聚起來，有組織地和地主進行鬥爭。有的地方出現了鐵尺會、烏龍會、長關會等組織。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佃農杜正祈等“結無賴子數十人，屢與田主搆難。恃拳勇，入市強橫，久之黨漸眾，遂陰蓄異謀，人給一鐵尺，號鐵尺會”。有的地方還設立會館，推舉佃長，甚至組織武裝，與地主們公開對抗。中國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性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面對這種形勢，乾隆的第一反應是恐懼。
在乾隆看來，“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萌芽不剪，將尋斧柯”。在乾隆時代，一切民眾聚集事件都被視為敵對事件。為了防微杜漸，他必須在“群情洶湧之初”，“擒首惡以儆餘兇”。乾隆規定，嚴禁民間結盟、罷市、聚眾毆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麼“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1741年），戶部寶泉局，也就是相當於今天財政部印鈔廠的兩千多名工人，因反對工頭剋扣工資，停爐罷工。步軍統領衙門出兵彈壓，工人們“俱登廠內土堆，拋磚擲瓦喊叫”，官兵竟向手無寸鐵的工匠施放鳥槍。事後，乾隆帝還因為沒有殺幾個人而嫌官兵鎮壓不力，硃批道：“辦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槍傷一二何妨。”“此等刁風，甚屬可惡……著舒赫德等嚴訪為首之人，務必重處，以警其餘。”
對於“刁民”自發組織起來的抗稅抗租行為，他更是嚴厲打擊，決不手軟。
江蘇崇明老施二抗稅事件報聞之後，乾隆皇帝批示道：“此等刁風，不可長也，務獲實犯奏聞。”此案的最終處理結果是，“老施二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
乾隆十三年（1748年），蘇州米商囤糧抬價，一介布衣顧堯年和平到官府請願，請求官員控制糧價，保證貧民能活下去。為了表示自己對大清政府的恭順，他特意“自縛雙臂”，跪在地方官面前。然而秉承乾隆不許對主動提出權利要求的百姓後退寸步這一原則的官府，竟然把顧堯年逮捕入獄。蘇州百姓群情激憤，一起來到官府要求釋放顧氏，官府卻大加鎮壓，連續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報乾隆，奏摺中的“聚眾”二字令乾隆大為警惕。他說“因近日聚眾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議，照陝甘刁民聚眾之例，立即正法”。顧堯年等人因此被蘇州官員杖斃於大堂之上。
在這樣的背景下，河南夏邑縣多起災民控告上司的事件，在乾隆眼中就成了無比重大的政治事件。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嚴刑拷打之下，災民劉元德交代，他來告御狀，路費不是自己拿的，自己也拿不出，是夏邑縣的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兩個人共同資助的。這兩個人鼓勵他扳倒縣太爺，說這是造福全縣的大好事。
對這個審理結果，乾隆並不滿意，因為沒有把彭家屏挖出來。皇帝直覺彭家屏與此事逃不脫干係，而且只有把彭家屏牽繫進來，這個案子才有可能做大，才能製造震動全國的效果。
就在皇帝下達了繼續熬審劉元德，同時逮捕段昌緒和劉東震的命令後，到河南暗訪的觀音保回來了。
觀音保是皇帝最信任的親信之一。他事上忠誠，為人敏捷，辦事周密。聽到他回來，皇帝連忙召見。
幾天不見，觀音保模樣大變。微服出行時新換上的湖綢長衫已經蒙上一層塵土，臉龐也比出行時消瘦了許多。
他搶步上前，請了個安，回道：“皇上，夏邑之災，並非尋常水災，而是百年不遇的大災！”
觀音保彙報說，夏邑和附近的永城縣遭災已經兩年了，由於連歲未登，積水未涸，今年仍無法下種，百姓對於縣令和巡撫極度不滿，咒罵之聲充滿城鄉。由於多年重災，窮民景況不堪入目。縣城裡乞丐遍地，鄉間則餓殍滿眼。全縣物價奇高，只有人價極低，滿大街都是賣兒賣女的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調查結果，他還特意在災區買了兩個孩子。
“哦？花了多少錢？”皇帝問道。
“四百八十文。”
那時的四百八十文約合現在九十六元錢，大約是一隻烤鴨的價格。
“什麼？兩個孩子加在一起？”
“對。”觀音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