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450年的時間。
乾隆六年（1741年），第1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第3次人口翻番，只用了54年時間。而且其直線上升趨勢，也與此前波浪式增長迥然有別。人們在論及乾隆年間的人口發展時，幾乎較為一致地稱為“人口爆炸”“人口奇蹟”。以10億畝上下的耕地養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能長期保持國家安定和社會穩定，談何容易。這不能不說是康乾盛世又一個超越千古的成就。
戴逸先生說：“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從物質財富角度看，這確實是不易之論。
三 “盛世”的四個支點
乾隆盛世的誕生，是多方面因素綜合的結果。除了以大權獨攬形成穩定的政治局面，除了重視農業和農民，除了徹底平定了準噶爾，乾隆順利攀上盛世之巔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父祖兩代奠定的基業。
人治之下的中國之所以多災多難，主要原因就是統治者素質大多平庸低下，偶爾出現幾個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難以持續，前代積累的統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個輕率的錯誤葬送殆盡。所以，中國歷史上很難出現長期連續的和平穩定時期。漢代的文景之治，不過四十多年，其間還夾雜著規模龐大的七國之亂。大唐盛世中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中間也隔了一段相當長的政治動盪時期。
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於清王朝的擇優立儲原則，一半是由於歷史的偶然性，素質一流的三位皇帝實現了政治接力，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多年。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乾隆登基之時，繼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羨慕的基業。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實現了攤丁入畝、養廉銀、密摺制度、軍機處等一系列寶貴的創新，為乾隆鋪設了駛往全盛的軌道。乾隆本身是實幹家而並非思想家，事實上，乾隆一朝的內政外交大方針，一秉父祖遺軌，並沒有大的制度創新。只不過他出色的實踐能力使這些大政方針落實得恰到好處。
第二，乾隆的勤政。
優秀的遺傳、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礪，乾隆皇帝在學生時期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寶貴的品質：諸事有恆。他一生生活起居，都如鐘錶般有規律。清代史學家趙翼以他的親身感受記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時（六點鐘）出宮……從寢宮出來，每過一道門，就放一聲爆竹。我們在直舍值日，聽到爆竹從遠到近，就知道聖駕到了乾清宮。冬天的這個時候，蠟燭還要再燒一寸多，天才大亮。我們十多個人值班，五六天輪一個早班，已經覺得很累了。誰知道皇帝天天如此。這還是平時。當西陲用兵之時，如果有軍報到了，雖然是夜半時分也必然親自覽閱，然後召集軍機大臣到前面指示機宜，動輒千百餘言。我那時負責撰擬檔案，從起草到作成楷書進呈，有時需要一兩個小時，皇上仍然披著衣服在等。（《簷曝雜記》卷一）
一個朝鮮人也記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時而起，進早膳，然後看檔案，召見公卿大臣們討論如何處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後還要繼續處理沒看完的公文，或者讀書寫字作詩，一直到睡覺時分。
從登基到離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這個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沒有變化。
歷代皇帝臨朝，都是大臣們齊集之後，皇帝大駕才姍姍而來。可是在乾隆朝，卻屢屢出現皇帝枯坐宮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們特別傲慢或者懶惰，而是因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際，皇帝就已經穿戴整齊，做好準備，靜坐宮中。經常是太監們出去看了好幾次，大臣們“始雲齊集”。皇帝等得不耐煩，只好“流連經史，坐以俟之”，看書來打發時間。以至於皇帝經常發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御門聽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詢問諸臣會齊集否。數次之後，始雲齊集。即今日亦復如是。諸臣於御門奏事，尚且遲遲後期，則每日入署辦事，更可想見。”又說：“近見各部奏事，率過辰而至巳（相當於今日晨七時至九時之間），朕昧爽而興，惟流連經史，坐以俟之而已。此豈君臣交儆、勤於為治之義耶？”
即使生病，乾隆也照常工作。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連日宴請外藩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