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消滅記憶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縣衙門口，一個目露兇光的中年人，挾著一本厚厚的大書來告狀。
告狀人叫王瀧南，是當地著名的“光棍”，平時橫行鄉里，惡名遠揚。他所挾的書叫《字貫》，是鄉間舉人王錫侯新編的一本字典。他稟告縣令說，這本書“狂妄悖逆”，十分反動，應該嚴厲法辦。
縣令和王瀧南沒少打交道，知道他和王錫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縣令接過書，粗粗翻了一遍，皺著眉頭問：“這不過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罷了，有什麼悖逆之處？”
王瀧南跪行幾步，上前指著這本書的序：“請看這幾句。”
縣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錫侯在自序中寫道，《康熙字典》的檢索方式有問題：“《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字遺彼字，每每苦於找遍全書，掩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說，《康熙字典》排序，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絡，查起來很不方便。他的這部《字貫》，則解決了這個問題，把同義之字，貫穿一處，便於查詢。
縣令仍然大惑不解：“這有何悖逆？”
王瀧南急急地說：“《康熙字典》乃是聖祖皇帝御製，王錫侯膽敢指斥聖祖皇帝所編字典不如他的好，這不是大逆是什麼？”
縣令啞然失笑：“哦，原來如此！這不是雞蛋裡挑骨頭嗎？”
剛說完，縣令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話不妥。他眼睛一轉，臉色突然變得陰沉起來：“不過既然你這麼說，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給你報到巡撫大人處。”
乾隆中期的官員們，對文字之案，一律寧左勿右。他們素知皇帝對文字問題看得極重，“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江西巡撫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文字之案”向來十分積極。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在全國開始推行“查辦禁書運動”，大多數省份表現不力，查出的禁書數量寥寥。江西卻成績突出，在海成的緊抓之下，兩年間查出“不法”禁書八千餘部，列全國之首。
雖然對文字習慣於雞蛋裡挑骨頭，海成也覺得《字貫》算不上什麼大案。王錫侯說的這句話，頂多算得上“狂妄”，怎麼能稱“悖逆”？不過事關文字，最為細小也要直接上達天聽。他把案子的原委寫成一道詳細的彙報，說這句序言畢竟語氣狂妄，建議將王錫侯的舉人頭銜革去，以便審擬定罪，當否，請皇帝批示。
海成覺得自己夠小心謹慎的了，他哪裡能料到，這道奏摺居然威脅到了他的性命。
奏摺加上樣書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書房。這兩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戰爭進行多年，去年才勉強慘勝，大丟朝廷的面子。今年年初，皇太后去世，孝心極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別是推進“禁書運動”兩年多，各地督撫毫不用心，進展十分緩慢，令皇帝一籌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這本字典，讀了讀序文，感覺所謂“悖逆之處”確實也沒什麼了不起。漫不經心地讀到第十頁，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鬚眉皆立，滿面漲紅，提筆在海成的奏摺上批道：“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應照大逆律問擬！”
究竟什麼事，讓皇帝如此動怒呢？原來在第十頁上，作者王錫侯為了讓讀者明白什麼叫“避諱”，把康熙、雍正、乾隆三個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燁”“胤禛”和“弘曆”六個字寫了出來，提醒讀者，寫文章時遇到這六個字，一定不能寫全，或者少寫一個筆畫，或者改用其他字，否則便犯了“諱”。
這本是一片好心，心緒不佳的皇帝讀起來卻十分觸目。在傳統社會，尊長的名字是不許直接叫的。美國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親湯姆或者彼德，而在過去的中國，兒子直呼老子的名字，卻是滔天之罪。皇帝因此跳起腳來大罵海成，說《字貫》的“大逆”開卷即見，海成竟然說“無悖逆之詞”，可見工作是多麼不認真，對皇帝是多麼不忠愛。皇帝傳諭給海成，罵他“雙眼無珠”，罵他“天良盡昧”，又命他將逆犯王錫侯迅速押解進京，交刑部嚴審。就這樣，王錫侯《字貫》案一下子升級為欽辦的特大逆案。
其實皇帝的反應實在是過度了。在傳統社會犯“諱”其實是難免的事，因為林林總總的忌諱太多了。乾隆皇帝在這個問題上本來是十分寬容的，雍正年間，許多人因為犯諱受罰，他大不以為然，剛即位就一再降旨宣告：“避名之說，乃文字末節，朕向來不以為然。”因此，王瀧南雖然千方百計陷害王錫侯，卻沒有想到做他犯“廟諱”“御諱”的文章，海成讓“悖逆”“開卷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