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的《字貫》漏掉，也並不是他“雙眼無珠”，而是因為這本來不是什麼“問題”。
那麼，皇帝這次為什麼偏偏要自食其言，大動肝火，抓住這個小小的問題上綱上線呢？事情還要從乾隆三十九年禁書說起。
歷經父祖兩代奠定的良好基礎，繼以乾隆初年的勵精圖治，大清帝國躍上了盛世的頂峰。國勢如烈火烹油，鮮花著錦，各項指標都遠邁前古。
雖然治績如此輝煌，乾隆並沒有絲毫飄飄然。易經說“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又說“處泰慮否”。中國古老的辯證法早就提醒人們，凡事達到極盛的那一刻，往往就是轉向衰敗的開始。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後，皇帝越來越多地提醒自己，絕不能出現任何鬆懈思想。越是順利之時，越要振作精神，否則就會翻車。“保泰持盈”四個字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皇帝的檔案當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他在諭旨中對全國臣民說，當此全盛之日，自己“惟當益加兢兢業業，保泰持盈，用以上承靈休，以與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清高宗實錄》）平準不久，他寫詩自勵道：“日勵自心強不息，敬天勤政又從頭。”
皇帝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沒有改變自己勤政的習慣，反而更加兢兢業業，謹小慎微，奮發勤政。乾隆確實是雄心太熾，這個政治超人還有無窮的精力。他認為保持盛世難於創造盛世，只有用“爭”的心態來“保”，才能真正“保”住勝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經取得的成績推在一邊，希望從頭開始，尋找自己統治中的漏洞，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隱患，為後世子孫提前解決一切難以解決的問題，以保證大清江山億萬斯年永不變色。
那麼，大清天下還有什麼漏洞呢？
經過“夙夜倍切”，細心梳理，皇帝發現，那就剩思想文化領域了。經過康熙、雍正兩代文字獄，清王朝思想專制已經大大加強。但是，全社會特別是社會中下層的反清意識並沒有徹底根除，“不法文字”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間社會許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還有吳三桂的反清檄文。秀才們視如奇寶，爭相傳抄，還在上面批批點點，大表贊同。這個案子說明，一些人特別是中下層知識分子心中仍然執著於“華夷之辨”，不認同大清的統治。與此同時，幾起零星的民間暴動，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馬朝柱反清案，都打著“反清復明”的旗幟。這說明國家承平百年之後，漢人頭腦中的“反清意識”仍然是社會動亂的最佳火種，是大清社會存在的最大隱患。
韓非子說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統治者不僅需要有“硬實力”，還需要有“軟實力”。列祖列宗成功地馴服了內地人民的身，卻沒能徹底地“馴心”。而只有達到“馴心”的統治深度，大清江山才能億萬斯年。然而，“馴心”又是最難的，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細活。如今，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他正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好整以暇，集中精神解決人們的思想意識問題。
因此，宣佈國家進入“極盛”以後，皇帝提出了“大興文治”的口號。皇帝說，聖明之治，“始之以武，終之以文”。
“文治”的核心是為全國臣民確立一套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在日理萬機處理無數繁雜政務的同時，皇帝還親力親為，在意識形態領域重點抓瞭如下幾件大事：
一是為天下臣民“御製”了一部標準的歷史。編寫歷史教科書是構建意識形態最強有力的武器。透過講故事的方式來構建和修改一個民族的記憶，歷來是最高明的統治技術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皇帝指導大臣編成《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書，系統講述了從黃帝到明末共計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歷史。
清代統治者入關後遇到的最大意識形態困難就是建立在“華夷之辨”基礎之上的“正統觀”。按照傳統的說法，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不論怎麼解釋，都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本末倒置”。乾隆在這部書中最著力的，是確立新的“正統觀”。乾隆從“天下一家”和“大一統”的角度重建“正統觀”，重新論證了歷代少數民族政權的合法性。乾隆從《春秋》等傳統經典中為自己尋找依據說：“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他強調“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誰建立了“大一統”的政權，誰的政策措施有利於百姓的生活，誰就是自然的“正統”。透過這部書的廣泛傳播，外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