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者首次佔據了“道統”的制高點，有效地宣傳了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二是根據時勢需要，大幅修正一些當代歷史人物的評價。
乾隆為人，極端自負。他一舉一動，都想著要為後世萬代樹榜樣。所以他一貫瞄準那些事關全域性的最艱鉅、最棘手的問題，不給後代子孫留麻煩。調整對明末清初人物評價就屬此類。
眾所周知，沒有一大批有傑出才華的漢人幫助，滿族人入主中原是不可能的。因此，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中稱讚投順清朝的明臣“皆應天順時，通達大義，輔佐本朝成一統太平之業，而其人亦標名竹帛，勒勳鼎彝”。這代表了清初統治者對漢族功臣的一貫態度。
可是，到乾隆時期，國家已經安定百年，攻守之勢已變。創業之時，提倡“識時務者為俊傑”，而守業之時，最需要的是提倡臣民的“愚忠”。為了“砥礪臣節”，乾隆決定把這些“事二君”者打成反面教員，以防止後來者在清王朝遇到危機時同樣“應天順時，通達大義”。
乾隆知道，這樣直接違反祖宗定評的大事，後世子孫沒有魄力、沒有能力去辦，承擔此責任非他莫屬。乾隆四十一年，他特命國史館實現寫法創新，特立《貳臣傳》，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仕本朝”的“大節有虧”的人物統統收入此類。他說，不但錢謙益等後來的降臣“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就連那些為清帝國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元勳也不能逃過今天的道德審判。開國元勳范文程，雖然未在明朝任職，但因為原是明朝的生員，被乾隆評價為“與純儒品節不無遺議”。李永芳是明朝在職官員中降清的第一人，對後金忠心耿耿，功勳卓著，乾隆卻認為“律有死無貳之義，不能為之諱”。洪承疇隨多爾袞入關，入內閣總理軍務，功勞最多，乾隆卻認為他曾是明朝重臣，叛明降清實在可恥。以上諸人皆被編入《貳臣傳》甲編，供後世永遠批判。乾隆說，這樣做“即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此實朕大中至正之心，為萬世臣子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
三是大規模整理中國歷史文獻，營造博大恢宏的文治氣象，以證盛世“文治之極隆”。財力的充足支援乾隆大修官書，裝點昇平，乾隆一朝官修各種大型叢書達一百二十種之多，為中國曆代王朝之冠。其中《續通典》《大清會典》等都成果斐然，而最有名的當然數《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皇帝說，為了大興文治，他立意在自己任內再創一項前無古人的紀錄，修撰一部人類史上最大的叢書。皇帝下詔，鼓勵藏書家們奉獻自己的珍藏圖書給國家以為修書之用，誰獻得多，皇帝就給誰獎賞。
為了防止人們怕“犯忌諱”而不獻書，皇帝特意在諭旨中說：
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互異，或記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幷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譭，此乃前人偏見，與近人無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
這段話，說得心平氣和，通情達理，比照起康熙和雍正對忌諱文字的狹隘態度，真是天淵之別。大意是文人學士寫書，豈能本本政治正確，有點失實之處，在所難免。即使有些書觸及民族問題，比如南北史中南方民族與北方民族互相咒罵，也不過是前代人的偏見，與藏書者無涉，你們何必過於畏首畏尾，不敢進獻呢！
皇帝一聲令下，各地積極執行，五花八門的圖書源源不斷地從民間輸送到皇帝的書房，短短一年半時間，各地送來珍本圖書一萬三千五百多種，“遺文秘冊，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鈔於館閣者”。
酷愛讀書的皇帝十分興奮。然而讀了幾日，皇帝卻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為什麼這一萬多種書中，居然沒有一本稍稍“反動”點的書呢？
原來，在編輯一部前無古人的大書計劃背後，還隱藏著皇帝一個隱秘的想法。編撰圖書，弘揚“正氣”，是文治中“陽”的一手。然而任何一個重大舉措，只有“陽”的一手是絕對不夠的。皇帝修此大書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想借這個機會，調查一下“反動書籍”或者說“違礙書籍”在民間的收藏、流傳情況，也想看看民間所藏的“悖逆書籍”，到底“悖逆”成什麼樣。他需要一個通盤的瞭解，以便採取措施為後世徹底掃除那些“異端邪說”。
可是這一萬多本書中，居然沒有一字違礙，很顯然，各地送書時，是經過精心篩選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皇帝下詔指責各地官員：“乃各省進到遺書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