躍。連軍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顏開，惟以多得財物為願。如軍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爭先恐後要求出徵，專為財物故也。”
在實力壯大到可以征服整個中國之前，滿族人的最大志向不過是掠奪內地的金帛子女而已。明崇禎二年（1629年）至十六年（1643年）的十五年間，滿洲皇帝皇太極組織了五次聲勢浩大的搶劫。他們繞過山海關，從北長城的缺口襲入漢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北京、河北、山東、山西數省。每一次都是積屍如山，血流成海。1639年那次，滿洲士兵屠城濟南，留下了十三萬具屍體和被洗劫得空無一物的城池揚長而去。
滿洲人那個時候還不知道什麼叫“重義輕利”，還不懂得裝出一副“弔民伐罪”的大義凜然狀。他們絲毫不為自己的物質慾望臉紅，不為自己的兇殘野蠻可恥。每次回來，都得意揚揚地大肆顯擺自己搶來的東西。比如第五次搶劫凱旋後，領兵的阿巴泰等奏報如下：
臣等蒙天眷佑，皇上德威，率大軍直抵明境，至兗州府，莫能拒守。將明國魯王及樂陵、陽信、東原、安邱、滋陽諸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官數千人，盡皆誅戮。計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八十八城。擊敗敵兵三十九處。所獲財貨金萬有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各色緞共五萬二千二百三十匹；緞衣裘衣萬有三千八百四十領，貂、狐、豹、虎等皮五百有奇；整角及角面千有六十副；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駝、馬、騾、牛、驢、羊共三十二萬一千有奇……
漢地之人，在他們眼裡，則不過是一群類似牛羊的獵物，他們在揮刀砍殺驅逐時，心中並沒有絲毫的憐憫。甚至，在他們搶掠回來的報告中，多數時候是把漢人和牲畜混報的，比如天聰七年（1633年）九月，“往略明山海關貝勒阿巴泰……奏報俘獲人口及馬牛驢四千二百一十有三”。第三次搶掠回來後的報告是：“共俘獲人口牲畜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元年（1636年）九月“往徵明國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奏言……遂直入長城，過保定府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戰皆捷，共俘獲人口牲畜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八年（1643年）七月，徵明克捷，“共俘獲人畜九十二萬三百”。以至於後世的史學家為區分開人與牲畜的數字頭痛不已。
據歷史學家估算，入關之前，滿洲人至少掠奪了二百萬漢人做奴隸，這些人相當一部分死在被驅趕入關的路上，其他倖存者則給滿族人作牛作馬。
清人成功入關之後，滿洲人“盡族西遷”，爭先恐後到內地去直接吸吮漢人的膏脂。史書屢言清人“罄國入關”，據說整個民族的西遷“幾經三十五六日，男女相繼，不絕於邊”。到了北京，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圈地”。名義上說是把“無主荒田”，“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實際上卻是不分有主無主，大量強佔漢人的產業。史書記載，最強橫的圈地過程中，“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內所有皆其有也。妻孥醜者攜去，欲留者不敢攜。其佃戶無生者，反依之以耕種焉”。（史惇《慟餘雜記》）他們掠奪北京附近漢人土地的數量十分驚人。如遵化州由於圈佔和投充，剩下的納稅民地不到原額的百分之一；薊州不到原額的百分之二；東安縣更是徹底，“盡行圈丈訖，並無餘剩”。清初詩人方文有詩云：“一自投充與圈佔，漢人田地剩無多”，（《北遊草》）真切地描繪了當時的狀況。大量事實無可爭辯地說明，此時的滿洲人對內地人民所懷有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搶劫心態。
隨著漢化程度的加深，清政權的民族政策有所調整。康熙皇帝親政之後，斷然命令永遠停止圈地，並且大力推動滿洲人放棄奴隸制。康、雍、乾三代的高效統治，使中國人安享了一百多年的太平。
但是，歷史畢竟是抹不去的。漢人內心的仇恨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徹底泯滅。一旦想起往事，任何一個漢人不免都會心緒難平。
而滿族皇帝也因為那一段血腥的歷史而心虛不已。他們知道自己祖先的血債太深。這些血債在任何時候，都是點燃漢人反抗情緒的火種。
所以他們急於毀滅證據。
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開始，武英殿前的字紙爐就經常不分晝夜地日夜燃燒。在軍機要員的嚴密監視之下，巨量珍貴圖書在這些字紙爐中灰飛煙滅，隨同消滅的是一個民族的大量記憶。
乾隆對銷燬工作的認真執著幾乎達到了變態的程度。那些不法書籍，今日在我們看來，許多其實都被禁得莫名其妙，毫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