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容納，甚至院子裡也堆積如山。
那麼，這些如山如海的書籍中到底都有些什麼內容，讓皇帝如此興師動眾去搜羅並消滅呢？
康雍兩代，禁書大約有以下兩類：
一是有反清思想的書籍。漢人歷來有狹隘的民族觀。黃宗羲說：“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不可雜之於獸，獸不可雜之於人也。”那些宣傳“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倫”的傳統歷史觀，以及宣傳“夷狄異類，近於禽獸”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圖書當然是犯忌諱的。
二是記錄了滿族人征服中國過程中種種暴行的野史。明末清初的書籍中，記載滿人暴行，咒罵詆譭者，為數頗多，這都是清代統治者十分在意的禁書。
而到了乾隆朝，文字獄的範圍在這個基礎上又大大擴充套件。乾隆皇帝做事的特點是通盤考慮，斬草除根。康熙、雍正所針對的，主要是已故作者的作品，而乾隆卻把矛頭擴大到了所有活人的“違礙文字”。他要修正的，不僅是反滿情緒，還包括漢族人對所有少數民族政權的“錯誤看法”。所以，他要禁絕的，不只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還包括宋元明時代所有指斥少數民族的字句。
因此，在乾隆的標準下，文字禁忌可謂多如牛毛：要忌虜、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偽、忌賊、忌犯闕……對於事涉“女真”“滿洲”字樣的書當然要求更嚴。女真在中國歷史上活動很長時間，從宋至清，凡書中有涉“女真”“女直”“滿洲”，甚至“遼東”字樣的書籍，哪怕只提一個地名，都有違礙的可能。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忌諱”文字當然比比皆是，不法圖書當然也就處處都有了。在寧左勿右心態的支配下，各地官員凡遇涉嫌“忌諱”的圖書，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繳，請示“一體送毀”“概毀全書”。
皇帝為什麼對民族情緒視如大敵呢？原因是清王朝與歷代漢人王朝的建立過程不同。
清代帝王最愛說的一句話是“我大清得天下之正”，也就是說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來最光明正大、順理成章的。
清代君臣這樣解釋這個“正”。他們說，曹魏、西晉、唐、宋諸朝，都是原來的臣子趁著混亂從孤兒寡母手中搶得了政權，有偷和騙之嫌，實在稱不上光明正大。至於漢朝和元朝，則是赤裸裸憑頭顱和鮮血建立的，比前述諸朝實在硬氣得多。“然漢自滅秦，元自滅宋，雖未嘗不正，而與鼎革相接。”（章學誠《丙辰劄記》）比如宋朝本來沒有過錯，元朝強搶，是不是有點不好意思？再比如明太祖雖然是一介平民，但畢竟是元朝的子民，“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大義覺迷錄》）
只有清代皇帝不存在這個心理負擔，因為他們的天下是得之於“流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他們與明朝本是“鄰國”，見鄰國奴才起來造反殺了主子，出於義憤出兵鎮壓了奴才，替這家主人報了仇，“明朝天下亡於流賊李自成之手，是強盜劫去家財，趕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驅逐流寇，應天順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強盜，明罰敕法之天吏也”。（《大義覺迷錄》）“於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無鼎革之嫌”。所以說起來，別人得天下都是靠搶和騙，而“我大清”則是因為“見義勇為”而順理成章地得了這麼大一片家業，實在是“正”得沒法再“正”了。
槍桿子在手，什麼謊話都可以說得理直氣壯，甚至能把說謊者自己感動得一塌糊塗，這本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通例。不過清王朝統治者的巧言佞辯還是出人意料。
其實，歷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背後的心理動力都是對財富的掠奪。而清王朝建立過程中的血腥、野蠻和殘暴在許多方面都創造了少數民族征服過程中的歷史紀錄。
滿洲人入關，並非像他們自己所說，是看到天下無主，才來“為內地人民服務”。明代滿族本來處於奴隸社會時期，經濟落後。從明朝初年開始，他們就經常從漢地和朝鮮掠奪人口，充當奴隸。明宣德八年（1433年），錦衣衛指揮吳良出使海西，親見當時的“女真野人家，多中國人，驅使耕作”。到了明末，女真人更是不事生產，全民皆兵。對外搶劫，成了後金國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朝鮮使者在他訪問東北後寫作的《建州見聞錄》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說，滿洲人最高興的事是出兵搶劫。戰爭是滿洲人的節日，一聽說有仗可打，每個滿洲人臉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奮。全城的滿洲人都興高采烈地穿上自家準備的原始盔甲，相互傳告說：“搶西邊兒去！”
“出征之時，滿洲人無不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