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話永遠是正確的，雖然他的下一句話比上一句話拐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以“文字忌諱”罪“村野之人”，卻沒有遇到絲毫抵抗，那些已經被他馴服成繞指柔的官僚體系雷厲風行地執行了皇帝的意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錫侯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刑部判決照“大逆”律將王錫侯凌遲處死。乾隆皇帝大開宏恩，從寬改為斬立決。他的子孫王霖等七人從寬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妻媳及年齡未及十六歲之兒孫都賞給功臣之家為奴。據抄家的地方官彙報，王錫侯的全部家產，把鍋碗瓢盆、小豬母雞統統計算在內，不過六十幾兩銀子。王氏被押上刑場之時，“被誅時情狀甚慘”，（《鹽乘》）全家痛哭震天，見者無不掉淚。一個清貧的小知識分子家庭就這樣被徹底碾碎了。
比王錫侯更冤枉的其實是江西巡撫海成。雖然他在禁書運動中首當其衝，成績一度居全國之首，卻因為這一次疏忽，被皇帝指責為“可見海成從前查辦應毀書籍原不過空言塞責並未切實檢查”，全面抹殺了他以前的工作成績。在短短兩個月間，海成先是被“傳旨嚴行申斥”，隨即“交部嚴加議處”，繼而“革職交刑部治罪”，步步升級，直至刑部擬為斬決。皇帝這才覺得火力夠了，下令從寬改為斬監候。兩江總督高晉也受到牽連，受到降一級留任的處分。
冤枉是一目瞭然的，然而也正是因為冤枉，這起大案才震動全國，令全國官員戰慄。皇帝幾乎是蓄意地透過這種方式喚醒他的奴才們，像海成這樣查辦禁書的“模範”尚且“空言塞責”，你們該吸取什麼教訓？皇帝並不諱言他拿海成開刀就是為了給大家一個教訓，“使封疆大臣喪良負恩者戒”。皇帝在上諭中說：“各省地方官當共加感惕，務須時刻留心查察，倘所屬內或有不法書籍刊佈流傳，即行稟報督撫，嚴拿重治。”倘若仍然“漫不知儆”，“嗣後別經發覺，必當從重辦理”。（《清高宗實錄》）
製造恐怖，殺一儆百，是皇帝的慣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經常可以見到出其不意、輕罪重罰的事例。
除了情緒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寬忽嚴，更主要是策略的考慮。
幾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深懂恐怖的妙用。恐怖使官僚機構更有效率，使底層民眾更有紀律，使統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讓人們記住，因而也使統治者更安全。馬基雅弗利說，“令人畏懼比受人愛戴更安全”。一個不懂得“殺人立威”的君主，早晚會受到被統治者的輕視。而仁慈和寬容，只有在恐怖和嚴厲的背景下才更為人們所珍惜和頌揚。所以成功的統治者必須具有兩面：一面是聖人一樣的仁慈，另一面是獅子一樣的殘暴。
對於極端珍視權力的乾隆來說，不讓人掌握他的統治定勢，是極為重要的事。使人們永遠處於戰戰兢兢不知斧頭何時落下的心理狀態，是他既定的統治目標。乾隆一貫認為，適時製造一兩起出奇的、出格的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懾、恐嚇的作用。這是破除阻力，推進某項政策的事半功倍之策。他非常喜歡史馬遷的這段話：“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意思是說，商鞅對在道路上扔垃圾者施以重刑，是治國的好辦法。把灰倒在道路上，這是小小的過錯。對此小錯而施以重罰，可以起到更好的宣傳效果。乾隆認為，為了達到這種效果，冤枉幾個小民，甚至幾個官僚，都是無足計較的成本。因為他胸懷的，是整個國家，整個社稷。
皇帝果然達到了目的。“字貫案”有力地推動了禁書運動。在此案之後，各省的禁書工作都雷厲風行地開展起來，各地先後設立“書局”，專門負責查繳“不法違礙”書籍。各地官員放下手頭其他工作，把禁書當作當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來抓。他們在地方廣貼告示，恫嚇藏書之人，如果再不交出違礙之書，將“貽累及身，更累及於子孫”。許多地方官員充分發揮創造性，想出了種種陰毒的辦法。比如浙江巡撫三寶說，他將全省的教職人員都分派回老家，讓他們深入各自的親戚家裡，“因親及友，細加訪詢檢查”，並且把繳書的成績作為將來升官的依據：“將來即以繳書之多寡為補用名次先後。”在三寶的啟發下，各地官員也命令工作人員深入居民家中，甚至窮鄉僻壤的農民家中，逐戶搜查。整個大清王朝幾乎被掀了個底朝天。
隨著禁書運動轟轟烈烈地進行，越來越多的違禁圖書被送到北京。成果是如此豐碩，以致朝廷原來暫時存放不法書籍的方略館居然書滿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