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好。這樣的奏摺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撣望辦理捐糧“有功”，一道諭旨將其調往浙江升任巡撫。王廷贊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繼續貪汙。據事後統計，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年初，甘肅省共有二十七萬多人捐了監生，收銀一千五百多萬兩，通省官員合計侵貪賑銀二百九十餘萬兩。
這樣嚴重的貪汙案件，在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它反映出大清政治體制的許多致命問題。
首先是監察機制形同虛設。有清一代，放賑過程有著嚴格而細緻的規定。發放糧米時，官員必須親自到場，每日發放後，官員要親自簽字畫押，以為憑證。全部發放完畢之日，還要在發放冊首尾簽上總名，通冊加騎縫印記，以備上司檢查。同時，還要將發放數目、具體領取人名字、數額張榜公佈，讓百姓監督。然而王撣望命令全省官員自行捏報災情，所有報災、勘災、監放規定均視為一紙虛文，無一執行。數年之間，不但從來沒有人檢查核實，也並沒有人舉報揭發過。
對於甘肅捐糧這樣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視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皇帝曾經派人到甘肅開倉查糧，以防捐糧過程有弊。可是甘肅各州縣官員串通作假，在糧倉的下面鋪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穀物，給監察官員以“糧倉滿囤”的假象，輕易欺騙了朝廷。
更為嚴重的是，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貪腐已經由區域性發展到全部，由變態發展成為常態。這個案子涉及甘肅省官員二百餘人，其中布政使以下縣令以上官員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說將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一網打盡。這些讀“四書五經”出身的朝廷命官，無一例外廉恥喪盡。面對這樣明目張膽的罪行，居然無一拒絕，反而爭先恐後。他們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貪腐集團，案前有預謀、有計劃，案中有分工、有組織、有步驟，案後有攻守同盟。
這樣一個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肅是公開的秘密，在全國，也為許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內居然無一人舉報告發，最終還是貪汙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風也大抵可以想見。乾隆皇帝也不禁嘆息：“甘肅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
其次是地方腐敗與中央高層直接關聯，腐爛已經蔓延到政治中樞。
王撣望當初向朝廷建議開捐之時，皇帝本來有過猶豫。正是朝中管理戶部的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于敏中在旁邊不斷慫恿，不斷說王撣望的好話，才最終獲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派人查糧，被甘肅官員所騙，也顯然是朝中有人為之通風報信。
于敏中其人早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故去，生前號稱廉潔，死後家人卻為分財產而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傳到了皇帝耳朵裡。皇帝以幫助分家為名，調查於氏財產，居然達二百萬兩之多。合成今天的幣值，至少兩個億。皇帝一直沒弄明白這樣大的家產是從哪裡來的。直到甘肅冒賑案發，皇帝才恍然大悟。腐敗蔓延到首席軍機大臣也就是總理級別，這個國家水有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嚴格按大清律查處，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全部要掉腦袋，那麼甘肅省政府運作會立刻癱瘓。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皇帝降旨：總督勒爾謹、兩任布政使王撣望和王廷贊等五十六名貪官正法。免死發遣四十六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數十人。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賢良祠。
在所謂盛世之中，發生如此巨案，已經丟盡了朝廷的臉，沒想到此案又引發了另一場更加不堪的笑話。
處理完王撣望案，皇帝一方面心情鬱悶、氣憤難平，另一方面心裡也有一個隱秘的期待。原來，在一年前皇帝七十大壽之時，王撣望曾經向皇帝進貢了一份厚禮，幾乎件件精美絕倫，其中一對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極佳，造型別致，皇帝喜歡不已。只不過，皇帝收受禮品，有進九回三之成例，百般掂量之後，皇帝才忍痛割愛，將這兩樣東西退還給了王氏。退回之後，皇帝卻有些後悔，這兩樣東西的樣子日日浮現在眼前，讓他牽掛不已。
這回好了，起碼透過抄家，這兩樣東西又可以進宮了。而且以王撣望之貪婪，家中指不定還有什麼更好的奇珍異寶。
抄家的結果彙報上來，王氏原籍山西陽曲、臨汾二縣共查出房屋七十五所，鋪面房三十三間。地一千零九十五畝，當鋪一座，共估值銀九萬八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