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新疆及中亞東部）以及更西諸國的交通恢復，水利建設跟著發達，遂成為一個廣大的黃金走廊，稻麥稼禾，青蔥千里，人給戶足，以致諺語說：“古涼州，甲天下。”商業都市從敦煌到長安，一連串排列下來，像一條燦爛奪目的珠寶帶。尤以敦煌為最，它同時還是一箇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用各種文字，如中文、西藏文、梵文、于闐文、龜茲文、粟特文、突厥文，寫成的佛教經卷和文學作品，在市面上流行，供應過往的各國商旅行人購買。
西南地區的成都，也是財富集中地，當時又有諺語：“揚州一、益州二。”揚州通海，是水陸碼頭。益州（四川成都）則純是內陸貿易，南臨新興的南詔王國，商人們可以穿過南詔，到達印度，不過道路艱險，並不能構成貿易動脈。所以成都的繁盛顯然不靠對外貿易，益州四周是一個富庶的大盆地，它本身的條件就夠它發展。
首都長安，集中全國精華。它除了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外，同時還是全國商業中心。跟任何國家的首都一樣，長安市民大部分是消費者，人口密集。內有東西方四十餘國僑民，包括遠自非洲來的黑人（崑崙奴）。他們很多在長安永久居留，開設商店酒家，用西洋女子作招待（胡姬），以與中國的男性酒保競爭。他們往往跟中國人通婚，連姓氏也都中國化。大多數都操中國語文，而且有很高的文學造詣，有些人還參加科舉考試，成為中國政府正式官員。如進士及第的李彥升，就是阿拉伯人。
中國被當時各國崇拜的程度，遠超過其他兩大超級強國，因為東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對宗教是排斥性的，只有中國對各種宗教相容幷包。伊斯蘭教隨著阿拉伯人的足跡先到中國，此外還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襖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波斯陰陽教）先後都傳入中國，教堂寺院，各地林立，尤以長安為最多。中國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中國的各國人民，大多數以成為中國人為榮。他們來到中國之後——西洋人多為經商，東洋人多為求學，便不想再返回，千方百計地要留下。各國派到中國的使節，也往往不肯返回他的本國，就在長安定居，有些使節到中國已四十年之久，娶妻生子，成家立業，從語言到文字，全盤華化，但他在法律上仍是外國使節。本世紀（八）八十年代時，這種只來不去的使節，就達四千餘人。他們來的時候，中國富饒，各國朝貢使節，一進入國境，中國政府即負責他們的飲食住宿，四千餘位（而且有增無已）使節，四十餘年招待，使第二個黃金時代結束後的中國政府不勝負擔。七八二年，宰相李泌命他們選擇，或仍保持他們的國籍，那就得早日回國；或放棄他們的身份，成為中國國民。結果全部歸化為中國國民。
四 唐王朝社會結構
中國社會結構，數百年來，一直沒有巨大變化。即令受到來自東西兩洋宗教上和商業上的衝擊，跟以前也沒有什麼特別不同。不過有若干部分隱晦，有若干部分突出。我們把它的縱剖面，作成下頁表：
貴族，當時的術語稱為士族，是國家的統治階級。統治階級的構成，包括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最尊貴的封爵貴族，即皇族、戚族、封三、封侯。皇族、戚族是天生的統治階級，封王、封侯則依靠爵位參與政權。
第二部分是門第貴族，即世家士大夫。南北朝時代那種把持政府、世襲官職的煊赫情形，到了唐王朝，仍有強大的殘餘勢力。北魏帝國頒定的那些“郡姓”，照舊成為一種特殊階級，高居平民之上，繼續以做官為唯一職業。這種門第貴族集團中，崔、盧、李、鄭、王五個姓氏，也繼續保持五世紀時尊貴的地位，世稱“五姓”。他們的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有時候還超過皇族。一個例子可作說明，下世紀（九）時，中級官員鄭顥，正在跟盧姓議婚的時候，皇帝聽了宰相白敏中的推薦，命他娶萬壽公主。這是普通人家求之不得的榮耀，但鄭顥卻因斷了盧姓婚姻的緣故，把白敏中恨入骨髓，以致白敏中以後幾乎死在他手。五姓當然對自己的身價儘量利用，所以他們的女兒遂成為詐財的工具。選擇女婿，除了門第相當外，還要索取鉅額聘金，有時高達一百萬錢——即一千緡（貫）。唐王朝開國時宰相的年俸才三百六十緡，摺合起來，一個女兒的聘金等於一個宰相三年的俸祿，如再摺合糧食，等於三萬石稻米，即一百五十萬公斤稻米，這個數字至為可驚。
第三部分是官僚貴族，即寒門士大夫。指出身寒微的現職官員。所謂“寒門”，就是平民階級中的庶民，他們普通情形是，透過科舉考試，如進士及第、明經及第，進入政府，擔任官職。一旦擔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