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第二年（一八九八），古歷的戊戌年，二十九歲的載湉，接見地位卑微的康有為。接著從四月二十三日起到八月五日，一百零三天中，載湉頒發了下列一連串嚴厲的詔令，實行公孫鞅式的變法：
一 科學考試仍保留，但廢除八股文，改用議論體裁。
二 設立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各省原有的舊式書院（專門研究儒家的四書五經，造就科舉考試人才），一律改為現代化的中學小學。並創辦茶絲專科職業學校。
三 命滿洲兵團，全部改用現代化武器，用新式訓練。並將漢人組成的綠營兵團，改為警察。
四 撤銷疊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機構，如詹事府（皇太子宮事務部），通政司（皇宮檔案奏章收受處），光祿寺（皇宮供應部），鴻臚寺（屬國或外國使節招待部，職權跟理藩院——藩屬事條部重複），太常寺（祭祀部），太僕寺（畜牧部），大理寺（最高法院，職權跟刑部——司法部重複）。
五 選派滿洲貴族出國遊歷考察。
六 改良司法部門，改良刑事訴訟法，改革監獄弊端。
七 命各省出版農業叢書，獎勵各種工商發明。
除此之外，康有為還建議載湉進行更激烈的下列明治維新式的改革：
一 建立內閣會議制度，由皇帝召見大臣討論國事（開懋勤殿）。
二 禁止婦女纏足。
三 請載湉率先剪去辮子，改穿西服（斷髮易服）。
四 請遷都上海，擺脫舊勢力，在新環境中改革。
五 借鉅款六億元，改良軍隊，廣築鐵路。
一百零三天中，載湉所作的這些衝擊，使全國那些朽爛透頂了的官員士大夫階層，像被挑了巢的螞蟻一樣，驚恐失措，駭叫奔走，亂成一團。自從十一世紀王安石變法失敗以來，中國歷史即顯示出一個定律，在士大夫政治形態下，任何變法和改革都不可能。以王安石無懈可擊的道德聲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皇帝趙頊又有絕對控制政府的權力，都歸於慘敗。康有為不過一個新進的小官——工程部科長（工部主事），要他領導負載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還要激烈十倍的改變，失敗自在意料之中。
變法運動在技術上也發生錯誤，包括載湉在內，維新黨沒有一個人有實際的政治經驗，他們不先謀求廣大人群的覺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還沒有能控制局勢之前，剝奪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樹立太多的政敵。像突然間廢除八股文，僅此一項就使全國知識分子恨入骨髓，因為在這世界上，除了八股文外，他們再不會其他東西了，廢除八股文就等於把他們全都埋葬。像突然間撤銷那麼多具有。千年歷史的古老官署，立刻就觸怒依靠那些官署為生的官員和寄生人物，他們散佈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製造出憤怒的輿論，看起來北京就像是沸騰了一樣。沒有做好準備工作而作太猛烈的剎車，會導致車輛翻覆。沒有做好準備工作而作太猛烈的改革，會引起暴力對抗。
守舊黨的勢力事實上比維新黨強大百倍以上，儒家學派理學巨頭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連從洋樓前面走過都不肯，他堅持“寧可亡國，不可改革”。監察部委員（御史）文祥是滿洲人，他向載湉警告說，維新黨的目的只在救中國，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見解供給滿族人反對改革的理論根據，他們誓言：“寧把國家送給友邦，也不交給家奴。”家奴，指的是漢人。
皇帝在理論上有絕對的最高權力，但必須獲得軍隊的效忠，載湉也曾注意到這一點，他曾把河北省司法廳長（直隸按察使）負責在天津訓練新軍的袁世凱，擢升為副部長（侍郎）階級，並且接見他，建立私人感情。但袁世凱是官場中人物，官場中人物只效忠權力較大的一方，那時中央的軍權全部握在守舊黨領袖直隸（河北省）總督滿族人榮祿的手裡，而榮祿正率領王公大臣（包括那些被裁撤的古老官署的高階官員），日夜在皇太后那拉蘭兒——載湉的伯母兼姨母身旁，向她哭訴清王朝滿族人的危機。而袁世凱又適時的告密說，皇帝載湉將有對那拉蘭兒不利的行動。
於是，爆發政變，那拉蘭兒從她那挪用海軍經費，在北京西北六公里外興建的豪華蓋世的頤和園，悄悄返回北京，把載湉幽禁，下令逮捕維新黨。康有為跟他的學生梁啟超在英國和日本公使館掩護下，逃到海外。六名維新黨的領袖，包括大黑暗時代中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的譚嗣同，都被以叛逆罪名處決。其他的維新黨人，都被貶竄。
那拉蘭兒跟十一世紀的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