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道”──道德自覺，主要是倡導道德社會，帝王官僚百姓都要正心修身，形成道德自治，對無道德和破壞道德的以政刑為治。
簡單地講，儒家中國的政治是“道”或內在道德力；現代世界的各國政治（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幾乎全然為“器的政治”，唯重視權力、制度、組織、管理等外在的強制力，而非人們內在的良知。
名可秀道：“以道為治者，成就道義天下。以器為治者，成就利益天下。”
衛希顏認為這就是儒家為什麼重視義利之辨。
儒家治國強調道義取向，而西方及現代是利益取向。後者會因為利益的無窮衝突而不可解決，於是便有現代流行的那句：“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孔子則說，“放於利而行，多怨。”人與人之間只有利益關係了，又如何能和諧呢？
衛希顏就是在那個利己主義社會里打滾摸爬出來的，與名可秀、師師、希汶、何棲雲、名清方、種瑜、蘇澹這些身邊親近的人相比，衛希顏有著更多的自私性，除了有限的這些親人朋友外，她對其他人沒有太多愛心，更不要如胡寅、胡宏這些儒家士大夫、學者們仁及天下的胸懷。她打對外戰爭，就是為了利益，如果不是有名可秀以道為首，估計殖民主義她都弄出來了。
但是，走後世西方擴張的路對大宋中國就真的好嗎？除了打造一個如美國那位的霸權主義大國，又有什麼意義呢？
衛希顏覺得她應該摒棄來自後世的那些利益主義的觀念想法，好好做一個學生——儒家的政治文明或許比起後世的政治更加高明，名可秀就是她最好的老師，也可以說，是衛希顏這匹物慾野馬的轡頭。
☆、稷下盛會（五）
“治國；當以道為首。”
“道有二；仁與不仁而已。”名可秀闡論道，“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通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若不外覆，必自頹也。”
她引用孟子的話說，只有心懷仁道的人才應該處在治國治政的高位。不仁的人處在高位；這會使他把追利從惡之慾傳播給眾人。於是，在上的不依照義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約束自己，國家不講道義，官員不講求誠信，君子冒犯理義，小人觸犯刑律，這樣的國家還能存在的，只是僥倖罷了，若不被外邦傾覆，就必定自我傾頹。
名可秀道：“故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
天下有道時，道德低的受道德高的役使，才智少的受才智多的役使；天下無道時，力量小的受力量大的役使，勢力弱的受勢力強的役使。這兩種情況，都符合天理。
後一種，便正是衛希顏所提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物慾社會的天理。所以，現代社會一切向錢看，錢多就是力量，有錢人就有勢力，有道德而無錢的遭人恥笑，見義勇為、不為利益的被人嗤為傻冒……這種事情衛希顏真是見的太多了。
名可秀論道：“必以形而上之道，統刑而下之器，才可以仁道之天理，降物慾之天理。”
故而，治理國家必須是以道義為首，來行使權力、制度、法律等，這樣才能建成以道德良知為自律的社會，而不是成為以權錢物慾為衡量準則的社會。
所以，以“形而下為器”的西方及現代政治其實就是一種“生物本能”的政治。衡量其政治成功與否在於物質利益的佔有，表現為對世界市場和資源的佔有。而其政治形式又有兩種：其一，如美國這種向外拓展又內裡寬鬆的則成為民主政治；其二，如一戰後的德國這種向外受挫而國內資源緊張的則會成為專/制政治。
無論民主還是專/制，講的都是“國與國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和敵人”。與森林裡的動物一樣，為了食物和資源自相殘殺，最後把地球玩壞了大家就一起玩玩——除非走向太空，佔據新的資源星球。
名可秀道：“王道，徳禮也。霸道，政刑也。以徳禮為道，則民有恥且格，道德自覺。以政刑為道，則萬民懼罰而慎行，無廉恥自格。”
衛希顏心說，後世傍大款、小三盛行，不就是因為笑貧不笑娼？沒有這方面的道德廉恥心，法律也約束不了。現代中國的經濟文明遠遠高於古代，法律也遠遠比古代完備，但現代社會的犯罪率卻遠遠高於古代。比起法律這種外在的強制力，道德自覺的力量要比法律強得多——當然道德養成也艱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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