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時行在學會上道，齊氏阿湖這個案子在神宗朝有過類似一樁，刑宗上名“登州阿雲弒夫案”。
當時王安石和司馬光對這個案子有不同的看法。最後，神宗支援了王安石的意見，親自下詔書赦免了阿雲的死罪，改為三年徒刑。不久，阿雲遇上了天下大赦，恢復了自由身，之後嫁人生子。但是，十七年後，哲宗繼位，司馬光得勢，他上臺後舊事重提，以謀殺親夫的罪名將阿雲逮捕，斬示眾。
北周稷下學者晁公武道，王安石的判決是以皇帝敕書為準，認為既然皇帝有敕書說，傷了人的罪犯只要自首，就可以減刑——阿雲符合。王安石一派認為尊敕書為大，皇權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權力，皇帝可以對任何一項法令做出制定與廢除，並對法律有最終解釋權。而司馬光一派認為，法律是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力，即使皇帝想改變法律，也要和士大夫朝議，不能乾綱獨斷，任意更改破壞法律的嚴肅性。這就是當時圍繞登州阿雲案的“律敕之爭”。
晁公武認同司馬光一派的看法，認為：皇權雖然尊貴，但“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是治天下，非是帝王一家之法，皇帝的敕令必須經過大理寺、刑部、御史臺三司的共同簽押認可，才能作為法律的解釋和補充。
朱蹕就說：若按照法律至高的原則，阿湖案就不該判殺夫罪。
李侗反駁說：雖然法律上不成婚姻，但齊氏阿湖在犯案時不清楚這一點，也就是說，她知道自己是以“妻子”的身份“弒夫”，完全違悖“禮”，判殺夫罪是沒錯的。
北周稷下學者、前刑部侍郎衛仲英也道：要從犯案的出發點來判罪。就比如故意傷害罪和殺人未遂罪，同樣是造成身體的傷害，但因出發點不同，故判罪有輕重。阿湖案的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