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論其罪者，莫知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於是朝野程學士人、士大夫紛紛應和，由聲討蔡京而上溯至批評王安石，請朝廷“罷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
當時正值朝廷南渡之初，圖存救國成了最緊要的時政。既要圖存救國，就要檢討造成靖康之禍的原因，確定由誰來承擔造成國破家亡的責任，在此基礎上收拾人心，鞏固新一朝的統治。才剛登基的趙構當然想開脫父兄的責任，便想利用楊時、胡安國、朱震等士大夫掀起的言論，把“國事失圖”的罪責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
名可秀一針見血點明趙構用意：把新黨蔡京禍國與王安石變法聯絡起來，不僅太上皇趙佶一人，就是哲宗、神宗及向皇后也都脫去了“國事失圖”的干係；而由誤國的權奸之臣承擔國恥責任，保持帝、後的聖明形象，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趙宋”，又可引導天下人如何思考“國事失圖”之因。
“這個肇端絕不能啟！”名可秀當時對丁起、趙鼎、宋藻幾人斷然道，若任其下去，新學就會死無葬身之地，大宋儒學必為程學所主。
於是，朝中的“名黨”偕手眾多的新學官員，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反擊，將程學的言論壓了下去，而在有了《西湖時報》後，更是利用報紙的輿論喉舌，將趙佶的“靖康禍首”之名釘得死死的，同時對王安石的變法進行客觀評論，指出熙寧變法有過急過躁、用人不當、一些法令不合實際等過失，但變法的確讓各路稅賦增加了，國庫充盈了，並舉出實際數字作對比，只可惜充盈起來的國庫收入沒有被朝廷用來整飭武備，提高軍事，反而被蔡京偽冒新黨變法、實則迎合道宗之好，提出豐享豫大、及時享樂，大修宮殿，蒐羅天下寶物奇石等，將熙寧變法以來累積起來的財富盡數揮霍敗盡，又定下“聯金攻遼”之昏策，以致靖康國禍云云。由於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公允，沒有一概褒，也沒有一概貶，而是客觀地擺事實說道理，有理有據有數字，贏得了朝野絕大多數士大夫和士人的贊同，程學掀起的聲浪隨即淹沒下去，趙構想為父兄洗脫罪名的意圖也落了空。
衛希顏提起這段舊事，胡安國、曾開的臉色都有些不好了；另一位程學門人、坐在衛希顏右下首的鄭彀端起茶盞神色自若地喝茶，那場時論他是堅定的倒昏君派。
衛希顏提起這段無意打程學參政的臉，她批的是皇帝，接著道：“在位皇帝總是想宣揚帝座上的歷代先帝都是聖明之君，有過的都是大臣，這種推諉卸責之風不可長。帝者，要有敢於自省的品德，要有承擔錯誤的勇氣，一個連錯誤都不能坦然面對的君者，如何為帝？這是怯懦者！吾華夏泱泱之國，豈可讓怯懦者為君？”
她說到這裡停下，側首對一邊作會議記錄的都堂書令史道：“某方才說的一字不落記下，以後給繼位之君做教案。”
都堂書令史趕緊起身應諾，落座後暗暗抹了把冷汗，心想兩年半沒見，衛國師還是一如既往地強啊。
便聽衛希顏繼續道：“上古，唯有德者方能為帝，其品行為天下之表率。如今，為帝者雖不能與上古之帝相比，但至少應有三種帝德：其一，有體恤國家民生的仁愛之德。”
眾宰執都默默點頭，這個必須有。
“其二，有正視自身的自省之德。”
眾宰執心道，這個比較難，能做到自省其身的官員都很少，更別說皇帝了。
“其三，有寬宏的氣量之德。”
眾宰執暗暗點頭，這個應該有。還有執政心裡想著，氣量不大，就如大行皇帝，嘔不死臣下，就嘔死自己了。
衛希顏頓了一頓，顧目眾人，“如今，為國立君之責在於座中，人君之選必得謹慎，方不負國家社稷天下萬民。”她鄭重顏色道，“兩位皇子品性如何，應當細作考察再定，切不可操之過急，再立下一位無德之君——諸君以為如何？”
宰執們聽到“再立下一位無德之君”時臉都黑了，均不由想起趙構令皇城司暗殺趙諶的事，至於道宗的德行就更不必提了，他們可不想幾十年後也被後任的宰執們批為“有眼無珠”——當年立趙佶的曾布、蔡卞、許將三位執政，已經成了這個詞的代指了。
胡安國和曾開互望一眼，心裡都摸不清衛希顏的真正目的，說她想立皇次子，看這樣子又不像，難道真如她所說是起心立君要立德？範宗尹心裡撇嘴，他才不信衛希顏這番冠冕堂皇的話，篤定她為了立皇次子找藉口，只不知後面又要施什麼手段，他得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