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的朝廷詔令。
果然如丁起所預料般，儒學大家——龜山先生楊時對制詔的反應激烈。藉助“天下通”的快捷信遞系統，他反對詔令的書信在三天後就從福建鏞州傳到隱居羅浮山的學生羅從彥手中。
羅從彥看過老師的書信後，忖思良久，提筆寫了一道呈給皇帝的奏書，又分別給私交深厚的禮部郎中宋藻和戶科給事中胡安國寫了一封信函，交給他的一名學生送到惠州城的“天下通”驛棧，快遞送到京城臨安。
羅從彥給宋藻和胡安國的私信中極言他和老師龜山先生的擔憂，希望宋、胡二人以儒學正統為道，勸諫皇帝廢除制舉的變革舉措。
他在給皇帝的奏書中道：“制舉非為弊，然提升到常科與進士科同等，又允商技雜戶大肆入舉，日久恐流弊深遠、危害正朔……”
顯然，這位豫章先生和他的老師楊時反對的並非制科本身，而是擔憂朝廷對制科的改革之舉將會招致惡劣影響。
楊時和羅從彥，這兩位繼承二程理學的當世集大成者，其思想嗅覺無疑是極其敏銳的，雖然此刻還沒完全意識到這道詔令將會給儒學帶來怎樣的衝擊，但已從新制舉的十五科目中隱隱感覺到方技商工等雜學或會被抬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