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前邊的連裡。敵人一個營實行反衝鋒，這個連寡不敵眾，又無地形可利用，於是塌下來了。落在後尾的張政委不得不打手槍，邊打邊退……張政委回頭又看見那個青年戰士跟在後頭。敵人緊緊追來，大喊道：‘小赤匪不要跑，捉住你！’”（注：1954年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158頁、159頁）
我曾問過父親，生死關頭，你想到的是什麼？他說：“有什麼可想的？不要把子彈都打光了。”
他數著槍匣裡的子彈，邊打邊向懸崖邊退去，萬一打光了，就跳崖。他說：“寧死也不能當俘虜。危急關頭，王平帶了偵察排趕到了。”王平當時是紅11團的政治主任，自團長鄧國清負傷離隊後，他們兩個就成了搭檔。紀念紅軍長征60週年時，父親寫了篇文章，題目就是《王平同志救了我》。他寫道：“不是王平，我也許難以倖存……”
緊接著就是遵義外圍的老鴉山爭奪戰。關於父親組織敢死隊的故事，我在上一章曾提到過。他說：“老鴉山主峰丟失後，彭老總急了，下了死命令，要我們紅11團從翼側攻上去，無論如何把主峰給他奪回來。我們兩次衝鋒都被敵人打下來。我組織起敢死隊……”
現在的軍隊中已經沒有“敢死隊”這個名稱了，連《軍語》詞典中都找不到了。現在叫突擊隊，是根據戰況的需要，一種臨時性的編組。但父親說，不同的是，敢死隊是自願的，也就是“願意跟我上的，站出來！”
對一個前線指揮員來說，你可以選擇攻擊路線，可以編組戰鬥隊形，可以靈活地使用火力，但是，你不能改變任務，不能延誤時間。面對一次次失利、一次次被敵人反擊下去，一批批戰士倒下，你已經沒有任何選擇了，平時的豪言壯語，都要在此刻經受檢驗，你，必須拼死一搏。
父親回憶說：“這是道死命令。出發時，正趕上陳賡的幹部團上來了，他們從正面，我們在翼側，兩支隊伍，一鼓作氣，把敵人趕了下去。”
如果陳賡的團沒能及時趕到呢？我提出了一個假設。
“沒有假設。”父親擺擺手。
彭德懷在給中革軍委的報告中說：“紅3軍團在婁山關、遵義城和老鴉山諸役中，減員很多。現在只有一個團能維持原編制，每連也只有五六十人。其餘各團，每連只能編四五個班……”（注：《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史》352頁）
婁山關—遵義，這是一場血戰，毛澤東用詩的語言記錄了它。我和父親侃詩，我說毛澤東的詩詞中，你最喜歡哪首？你說呢？他反問。我說，公認的《沁園春·雪》和《蝶戀花·答李淑一》自不必說了。但說到意境，當數《浪淘沙·北戴河》這首：“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漁船，一片汪洋都不見……”像一幅畫，太美了。他聽完，沉思了一下說：“毛澤東的《憶秦娥》這首你讀讀。”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還有呢？他背誦道：“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婁山關！父親當年親歷過的戰場：馬蹄、軍號、西風、冷月、蒼山、殘陽……紅軍將士的浴血奮戰，在領袖的筆下超凡入聖。
那年，他25歲，年輕氣盛。戰評會上，他回憶說：“對老鴉山一仗，我有看法，我說他們是儲存實力，見死不救，我才不管他們高興不高興呢！”父親說了些什麼，說的對不對，這並不重要。他不是3軍團的老班底，一個外來的就敢如此放肆？你不看僧面，總還要看佛面嘛。但父親說：“彭老總支援了我的意見，把他們一個罰下去當連長；一個罰下去當伙伕；哈哈！當然，很快就回來了。”“彭不是那種愛搞小圈子的人，對幹部一視同仁，看不慣拉拉扯扯那一套。下面的幹部也一樣，和黃克誠、張宗遜，還有彭雪楓、楊勇、王平，我們該吵的就要吵，但大家仍然很友愛。一個領導人自己很正派，帶出的部隊風氣也就正派。”
在遵義紅軍烈士陵園裡有一座雕像，粗礪的花崗岩雕刻著兩個相擁在一起的紅軍指揮員，它表現的是當年戰場上我父親懷抱著犧牲的戰友鄧萍。基座上有父親的題字：“鄧萍同志千古”。史料記載，紅軍二次攻打遵義，紅3軍團參謀長鄧萍來到紅11團前沿，與張愛萍一起觀察地形，被敵冷槍擊中頭部。父親的雕塑像還戴著一副眼鏡，其實年輕時的他是不戴眼鏡的。戰場，就在鄧萍墓的山腳下，臨著一條河，距敵人不足百米，想來他們是潛伏進來的，當年這裡的樹叢荊棘似應更繁茂些。現在這裡成了公園，屬遵義城區，早上晨練、晚上跳舞，人很多很多。
我找到父親在1936年寫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