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了他一刀，僅名古屋第三師團便傷亡了三千多人。
湯恩伯有幾個？不也就一個嗎？園部對此並無顧慮，況且，他即將面對的對手是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後者在南昌會戰時就曾輸給岡村寧次。
前任的手下敗將，我卻鄭重其事，豈不惹人笑話，所以園部起先只將此次作戰視為他短切突擊戰中的一個小專案，根本也沒當一回事，甚至都沒到南昌去設立敵前指揮所。
他不知道，失敗這個東西不是專屬品，不會一門心思跟著哪一個人走，尤其是那些頭腦清醒的人。
羅卓英從來沒有忘記過南昌會戰給他帶來的恥辱。這位喜歡寫詩的將軍身上並無一點文人的迂腐之氣，即使打了敗仗，也從不會為自己鳴冤叫屈或尋找戰場以外的各種藉口。
他的名言是：軍人事業在戰場，軍人功罪也在戰場。
哪裡跌倒了就從哪裡爬起來，既然是在戰場上吃的虧，教訓還得到戰場上去找。
羅卓英總結出的第一個教訓是麻痺大意，敵情觀察不仔細，結果僅僅相差九天，主動就變成了被動。
於是，從九江到南昌，羅卓英都派出了很多情報人員。
傳來的情報表明，鐵路上的日軍軍列來去頻繁。羅卓英想知道的是，這是要撤兵，還是要增兵。
有人說是撤兵，根據是有一些列車的車廂視窗露出人和槍，而這些列車都是朝北去的，但也有人說可能是增兵，因為有更多的軍列在南下，只不過上面窗戶緊閉，看不真切。
要對此做出判斷，就得使用鐵道游擊隊的辦法：晚上趴在鐵路邊，耳朵貼著鐵軌。
一聽，北上的軍列很輕，南下的軍列卻很重。
明白了。北上列車讓你看到人和槍，那是故意製造的假象，其實裡面沒幾個人，而裝載著部隊和武器裝備的，恰恰是南下列車，不然車廂不會那麼沉重。
拿到“化驗報告”後，羅卓英就為大打一場做好了準備。
主見
1941年3月15日，在園部的指揮下，日軍分三路攻向南昌以西的上高地區。
正面迎擊日軍的是李覺的第七十軍，湘軍雖然英勇，但要在平地或丘陵上與日軍正規師團作戰，還是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頭兩天，羅卓英剛好不在上高，由參謀長臨時指揮，後者實戰經驗不足，聽到前方戰事不順的訊息後，顯得十分緊張，臉色也變得鐵青，坐在司令部裡一個勁地給薛嶽打電話，請示機宜。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給他打氣，“不要怕，這是日軍的老一套，打一下就會回去的。”放下電話，薛嶽立即催促羅卓英返回上高進行直接指揮。
3月17日，羅卓英趕回上高，並連夜召集幕僚進行商議。
中方指揮官在前線觀察敵情
開始是高層幕僚。他們的看法跟薛嶽差不多，認為日軍只是出來掃蕩一下，應避免決戰，先撤出上高，等其撤退時再進行追擊。
這是薛嶽在第一次長沙會戰中就採用的戰術，以後李宗仁也用，看上去既符合實情，也很穩妥。
如果是在南昌會戰前，也許羅卓英一點頭就同意了，但自那一戰後，他得到了第二個教訓：作為主帥，在從諫如流的同時，一定還要有自己的主見。
羅卓英提出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假如我們撤出上高，日軍繼續攻擊怎麼辦？”
他說：“上高後側與長沙相通，公路也未被破壞，對方是完全可以沿著公路直撲長沙的。”
眾人聞言，頓時都說不出話來。
為慎重起見，羅卓英決定擴大決策層次，讓所有幕僚人員與會發表意見。
多數底層幕僚都反對撤退，主張與日軍在上高展開決戰。這些小夥子大多血氣方剛，做夢也想幹它一場，況且位卑責就輕，對於打仗，自然要積極得多。
客觀地來講，高層幕僚的主張也不是沒有道理。園部的“短切突擊”，一共出動了兩師一旅團。其中，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師團雖非常備老師團，但比原來那兩個“最弱師團”要強得多，在新編師團裡至少屬於中上水平。獨立混成第二十旅團則是從廣島第五師團中抽出了一些老兵打底子，然後重新組建的新老混搭部隊。
羅卓英能集中的兵力，光從編制看有三個軍，但由於兵員嚴重缺額，數量上一個軍只與日軍一個師團勉強相當，這樣一算，光人數就不佔優勢。
無論是按照先前日本人的換算方式還是實際作戰經驗，即便部隊滿額的話，中國軍隊也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