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浩然以為他的這番話會讓汪兆銘羞臊甚至激動，可汪副主席的表現卻讓人覺得有些出乎意料。
“死人，又是死人。。。。。。這難道是好事情？民國數十年，軍閥混戰，死的人還不夠多嗎？而在這些人死了之後呢？中國還是那個中國！貧窮而又落後！佑臣！需知抗戰易，而和平難！”
對面的汪兆銘似乎一下子陷入了某種夢魘，說的話就像是喃喃自語，只有最後兩句的時候，才彷彿回過了神，提高了音調。
“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民族失敗主義和混亂不堪的“民族主義”思潮是汪精衛對日議和的心理基礎和誘因
長期以來，汪精衛認為：日本是個“強鄰”，中國不可與之相比，“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亦幼稚不完備”，故而主張對日本的侵略應在“儘可能範圍內，極力忍耐，極力讓步。”據此，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妥協方針。
黃浩然想聽聽汪兆銘到底準備對他說些什麼，所以沒有直接給予強硬的答覆，而是換了種稍微柔軟的態度：
“這國戰，和軍閥混戰畢竟不一樣，面對名族存亡的關頭，犧牲在所難免。。。。。。”
對於黃浩然如此的回答，汪兆銘心裡有些高興，因為他在黃浩然的情緒中抓到了一絲黯然，這與他的低調俱樂部的情緒很一致。在汪看來，今天的這番話，才是黃浩然真正的內心。
“就按你說的，戰爭難免有犧牲，可全面抗戰到現在，中國為什麼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呢？雖然這中間佑臣你也取得過幾場大勝，可總體的趨勢，卻依舊是中國向後，日本向前！這不是三軍不用命！更不是政府不努力！實在是因為中國比較日本的進步，足足遲了六七十年，眼下中國的國防力量根本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然而，自‘九一八’以來，中國的外交方針又是怎樣呢？不過是唱著強硬的高調，掩耳盜鈴罷了！概括來說，既然從軍事上不能擋住日本一步一步的進來，只能從外交上想辦法，使我們退得慢些。”
黃浩然覺得汪兆銘目前說的這些話除了有些悲觀，還談不上是賣國言論，實際上國民政府之所以等到1937年才向日本正式宣戰，高層的想法，未必沒有和汪兆銘一致的地方。
也正是在這種妥協求和的思想指導下，汪兆銘才會在當行政院長時，親手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和《何梅協定》，並認為他這樣做，才是對國家負責的表現。
直到抗戰爆發後，汪兆銘仍頑固地堅持其中國比日本落後六七十年，抗戰必敗的觀點。他認為日本是“一個國富民強的國家”，中國“軍事、經濟一切社會組織及社會能力都落人後。”“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正是從這種看似中正，卻事先設定了失敗結局的“事事不如人”的國情觀出發，汪兆銘覺得“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所以應該能和則和。”
打不贏就談，談不了就拖，還可以期待外部的調停嘛！可冰冷的現實已經給中國政府的高層抽了響亮的耳光，如今汪兆銘還要去感慨這些，說明這些人的思想，還停留在全面抗戰之前，壓根就沒有孤注一擲的覺悟。
那就再給汪兆銘遞個梯子，讓他順著爬，瞧瞧後面還有沒有什麼新鮮的。。。。。。
“談何容易，日本人既然已經佔據了有利位置，又豈會輕易與我們談判，需知，弱國無外交啊。。。。。。若是在談判中沒有了話語權，這和投降又有什麼分別？”
黃浩然的這幾句，直指汪兆銘剛才那套理論中的要害，就如在《論持久戰》中批判亡國論者時所言：他們“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誇大起來作為全部問題的依據，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們只提強弱對比一點，是他們的片面性；他們將此片面的東西誇大起來看成全體又是他們的主觀性。所以在全體說來，他們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從這種沒有根據的、錯誤的前提出發，汪兆銘叛國投敵就具備了邏輯和心理基礎。
“不！這不是投降！而是政治智慧！求和並不是去投降日本當漢奸，而是欲待國力增強，具備抵抗日軍的條件後再試圖抵抗日本！”這一回，汪兆銘的情緒有些激動了，他覺得黃浩然是在挑戰他的理論基礎，想把他和投降派混為一談，扣上賣國賊的帽子，這也是汪兆銘現在最擔心的，對自己的曲線救國行為，實際上汪兆銘也沒有把握。。。。。。
“以我的主張，現在還不應該發動抗戰。等我們有了飛機，可以答覆敵人的飛機，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