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大炮，可以答覆敵人的大炮，到那時我們再打！這是黃種人的戰爭，最後的根本，還是種族的融合，日本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以獨立滅亡中國，一條是與中國協力共保東亞。。。。。。”
又是一番瘋話！黃浩然看著汪兆銘的眼神逐漸轉冷。對於他剛才丟擲來的提問，汪兆銘根本就沒有回答，而是繞開了，這，分明是狡辯的伎倆。黃浩然覺得他現在有些看懂汪兆銘這個人了。
汪兆銘雖然很早受民族主義思潮裹脅、推動，投身政治鬥爭。然而從一開始，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構成就十分混亂，這裡面既滲合有大漢族主義乃至沙文主義的因素，又不能區分帝國主義時期的民族鬥爭與以前的民族鬥爭的質的不同，且往往將民族主義誤為種族主義。
辛亥革命前，汪兆銘就宣揚過：必須由單一民族建立“民族主義的國家”。在中國，須以漢族為主幹實行民族同化；在國際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將要建設單一民族統一的國家，這就是民族主義。而民族帝國主義的含義是指本民族鞏固後廣收他族以求膨脹。正是從這種錯誤的民族世界觀出發，“七·七”事變後，汪兆銘荒謬地將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類比於元朝滅宋、清朝滅明。他說：“中國歷史上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數次，全亡者兩次，這些亡，不是侵略者將我們四萬萬人殺盡，能將我們四百餘萬方裡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性的人之後，大多數沒有血性的人，將自家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地。”當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旗號，妄圖欺騙中國人民，汪兆銘便用以種族主義為核心的“大亞洲主義”的賣國理論相呼應，極力鼓吹：歐美白種人在吞齧了紅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種之後，威脅了黃種人。中日同屬黃種人，屬同文同種，因此，中日之爭是“兄弟之爭”，“冤仇宜解不宜結”，完全可以“重歸於好”，“只應為友，不應為敵。”從人種自救的目的出發，因為中弱日強，由日本為首領導，改造東亞是天經地義的。故而中日戰爭是“中國解脫英美侵略勢力千載一時之良機。”
歸結起來，汪兆銘混亂不堪的民族失敗主義是其對日議和的思想動機和邏輯，對日投降，同流合汙則是其變態的民族主義發展到極致後的必然歸宿。
黃浩然不知道現在該說汪兆銘一些什麼才好了，是表揚汪副主席已經站在了脫離凡人的高度，超越了國家民族，已經考慮到種族層面呢？還是直接稱呼汪兆銘為瘋子？
最後，黃浩然只好冷笑著不發表意見。
因為和精神病人的爭吵，是不會有結果的！
“其實我早就說過的，我雖然是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可實際上並沒有多少實權，要對日議和，我汪某人還不夠分量。。。。。。自盧溝橋事變以後，我對於中日戰爭，固然無法阻止，然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德國大使陶德曼居中調停，我覲見最高當局，他卻推我去找孔祥熙，我堵了孔祥熙多次，孔始終不肯在倡議書上簽字，致使調停難以為繼。。。直到南京未陷落前……為此事寫給最高當局的信，多達十封以上，當面也說過多次，然一次也未準！若是準了，南京城下何必增添那麼多的死屍！”
汪兆銘此時已經進入了他自己的情緒當中，他只是憤怒的向黃浩然講述著他曾經做過的事情，在他看來，沒有實權的虛位，是對日議和遲遲無法進展的關鍵所在，而最高當局，更是本應站在最前面頂著風雲的人物，卻始終裝作縮頭烏龜，最後居然要他汪兆銘來揹負賣國的罪名，實在是被陷害了。
“謀國者不應以難易定進止，更不能作個人譭譽打算！”
最後這兩句，汪兆銘似乎是在評價最高當局，以表達他的不屑。但黃浩然卻聽出，汪兆銘言語中彷彿是在為他自己打氣，為他未來做出的漢奸行為找一個理由。
為國家民族之存亡，而犧牲襲擊的名譽去委曲求全，汪兆銘啊汪兆銘，你還真是個變態，明明是投降的行徑，居然能美化的就像是壯士出征一般悲壯。
這人要是不要臉起來，還真是天下無敵啊！
第212章
9。212
黃浩然已經不想再繼續聽下去了，汪兆銘此刻的狀態現在實在讓人有些擔心。這個人的臉上泛著病態的潮紅，配上青白的底色，顯得相當不健康。黃浩然甚至擔心，汪兆銘會不會有什麼心血管病之類的毛病，要是情緒過於激動，掛在這個房間裡，那真是有一萬張嘴也說不清楚。
還是早些離開，打碎汪兆銘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