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從事敵後革命工作，這在中國共產黨進行地下鬥爭時常用的一種工作手段。江竹筠與彭詠梧的“假夫妻”故事，還得追述到中共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運動，即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
那是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中共中央決定利用局勢比較穩定的有利條件，提出了整風運動。1942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黨校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接著，在幹部會議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4月3日，中央宣傳部作出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這以後，大規模的整風學習運動開始了。
當時的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整風學習檔案，並編印成冊發給黨員和進步人士學習。南方局分批調集所轄各地區地下黨主要領導十部參加整風學習班。作為市委第一委員的彭詠梧來到紅巖村參加了南方局舉辦的整風學習班。1943年5月，彭詠梧從南方局帶回一份重要檔案《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根據南方局的部署，決定在地下黨組織中開展整風運動，要求每個黨員秘密閱讀整風文獻，聯絡實際，寫出思想、工作、生活總結。逐層轉到彭詠梧手中，由他弄清每個人的情況，記入腦海，並提出問題與市委的其他同志研究解決，然後，再把這些材料銷燬。
當時彭詠梧雖是中央信託局的中級職員，但因沒有家眷，只能住在單身集體宿舍，十幾個人住在一起，而彭詠梧手中，有七八十個黨員的關係，這樣的環境，很不利於領導整風學習。恰巧這時中信局剛修好職工宿舍，因此組織上決定給彭詠梧派一位女同志來協助工作，與他假扮夫妻，可藉口有了家庭，分到一套住房，更好地開展工作。其實，這時的彭詠梧已經有了家室，並有一個近4歲的兒子。其妻子譚正倫正在老家雲陽。彭詠梧1941年8月根據組織決定調到重慶，擔任重慶市委第一委員的。他到重慶不久，即經過組織同意，給妻子寫了一封信，叫她帶上兒子到重慶來。但是，因當時兒子正在出麻疹，其妻舉債在雲陽辦的一個家庭紡織作坊剛剛開張，所以妻子回信給丈夫，希望過段時間再到重慶團聚。譚正倫的回信，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擔心和警惕。當時重慶正處於白色恐怖之中，形勢極其險惡，特務四處搜捕地下黨員，稍有不慎，即可能給組織造成很大破壞。如果特務截獲了他的信件，那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彭詠梧來重慶時，市委第二委員莫達在公開介紹彭詠梧時，說他是中央大學的畢業生，又在北平銀行當職員。當時市委第二委員莫達建議彭詠梧立即斷絕與下川東的一切聯絡，包括與妻子的通訊。莫達的建議得到了其他同志的贊同，並計劃在適當的時候，派人將他的妻兒接到重慶。然而，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這一計劃沒有實施。
現在，需要有家庭作掩護時，彭詠梧提出是否把妻兒接來。考慮到彭詠梧的工作性質，他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涉及到地下黨組織的核心機密，特別是整風期間，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聯絡工作需要處理，一個普通的家庭是不能起到幫助老彭工作的作用。儘管彭詠梧在雲陽從事地下工作時，譚正倫也進行了大量的掩護工作，但畢竟她還不是黨員，更不要說從事地下工作的經驗。因此同志們提出，能夠掩護彭詠梧的，應該是穩健而有學識、能應付各種複雜環境、有鬥爭經驗的黨內的女同志。這些建議，無疑是很有道理的。彭詠梧本人對此雖感到無奈，但根據黨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原則，他也只好面對現實。
在人選的問題上，市委經過討論，選中了雖然年輕但卻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江竹筠。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出生於四川自貢一個貧苦家庭，江竹筠是她被捕後用的名字。
8歲時，由於家鄉的一場特大旱災，江竹筠姐弟在母親的帶領下，從自貢鄉下到重慶，投奔三舅李銘義。12歲時，接受三舅的安排，進一所孤兒院小學讀書。1936年秋，江竹筠小學畢業，考入南岸中學。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全國性的抗日戰爭爆發，重慶南岸中學的抗日活動像全國各地一樣迅速高漲。身材矮小、一向文靜而不愛出風頭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她和同學們組織歌詠隊、宣傳隊，走上街頭宣傳抗日，演活報劇，唱救亡歌曲，貼標語。抗日救亡運動的戰鬥洗禮下，江竹筠迅速成長。1939年春天，江竹筠考入愛國科學家、教育家何魯辦的中國公學附屬中學讀高中，也就是在這年夏天，她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新的政治生活。
1940年，中國公學附屬中學停辦，江竹筠轉到中華職校學習會計專業，擔任了該校及附近地下黨組織的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