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0月，出生在無錫一個士紳家庭。在中學讀書時，他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尤其喜愛進步的文藝作品。平時，他常常到一個進步的語文教師那裡去借書，然後在晚上偷偷地閱讀。在這位老師的薰陶下，他不但學到了文學知識，而且初步萌發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不多久，這位他十分崇敬的老師突然失蹤了。後來他才知道，這位老師是中共黨員，被國民黨秘密逮捕後殺害了。這件事對張蔚林的觸動很大，他想，這位知識淵博，善良可親的人，怎麼會是“殺人放火”的赤色分子？從此，他對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就開始抱懷疑的態度。
1936年秋，張蔚林考入上海三極無線電學校，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這個學校的校址在上海原法租界鉅鹿路，校長是後來成為國民黨軍統局電訊處長的魏大銘。魏原是上海國際電臺的國際報務科長，因私設電臺、從事金融投機而被國民黨交通部開除。因魏與戴笠是同鄉，在戴的介紹下參加了復興社，並被委派為三極無線電學校的校長。 在三極無線電學校的學生中，魏大銘每期以動員到軍隊服務為名，矇蔽、欺騙一些人去軍統工作。張蔚林在魏的欺騙下，被轉往軍統杭州無線電訓練班第八期受訓。半年後畢業，分配到軍統南京無線電總檯（後遷重慶）擔任通訊工作。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日本侵略者佔領南京。軍統在撤離南京前，派張蔚林到皖南贛北一帶，在敵佔區從事秘密電臺的潛伏工作，任景德鎮分臺臺長。在此期間，他目睹了國民黨軍隊腐敗無能，不戰而退，大片國土淪陷在敵人鐵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燒殺搶掠，姦淫婦女的累累罪行，激發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對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憤慨。而共產黨的軍隊，裝備雖然落後，卻能出奇制勝，消滅敵人，又使張蔚林由衷地佩服。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傾向於革命，相信共產黨是真正領導人民抗戰的革命黨。不久，軍統又派趙力耕、楊洗、陳國柱（均為武漢通訊技術訓練班畢業）等人，到皖南的宣城、寧國補充那裡的潛伏電臺通訊人員。由於身在偏僻的敵佔山區，生活較為艱苦，加之國民黨的法幣不斷貶值，上層人員又剋扣薪水，引起了張蔚林的嚴重不滿。1938年5月，他暗中串連趙力耕、楊洗等人和其他電臺人員，聯名向軍統局拍發電報，要求增加工資，搞得上司們十分狼狽。於是，電臺科長以張蔚林秘密串連、煽動鬧事為名，報請電訊處，請求批准給他嚴重處分。當時，電訊處長魏大銘是掛名的，實權掌握在副處長董益三手中。董曾擔任過軍統杭州無線電訓練班主任，張蔚林是他的得意門生。因此，董收到請求處分張蔚林的電報後，把它悄悄壓了下來，並藉機把張蔚林調到重慶，分配在重慶衛戍司令部稽查處電訊監察科，負責偵收各個電臺發出的訊號和控制電訊器材的供應工作。
張蔚林來到重慶後，看到了國民黨大後方的黑暗、腐化和軍統特務機關內部的種種黑幕，更加大失所望。他苦悶、彷徨，決心尋找光明的出路。他秘密地訂了一份《新華日報》，暗地裡和馮傳慶、趙力耕等人傳閱。幾位年輕人在一起時常議論時局，抨擊國民黨的賣國政策，支援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痛恨自己身陷敵營，決心找到共產黨，把自己的青春獻給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對於張蔚林訂閱《新華日報》，董益三在解放後的回憶材料中寫到：
張在一科工作一段時間後，管人事的曾向我反映說張的行蹤可疑，工作不安心、靠不住，他還訂閱《新華日報》。這裡僅有他一個人訂此報紙。我即找他來個別談話，問他為什麼要訂這種報紙，他回答是出於好奇，因這種報紙上載的文章與別的不同。最後他對我說：“董處長既然這樣，我以後就不訂了。”我又問他是否有組織聯絡。他說絕對沒有，這件事就這樣算了。
關於馮傳慶，紅巖革命烈士陵園檔案中是這樣記載的：
馮傳慶（1912……1945），又名馮小虞，中共黨員，1912年4月出生在北平一個電訊世家。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廷京官。父親馮念詒，河北涿鹿人，“七七事變”前任綏遠歸化電報局長，後因不願為日本侵略者做事而離開歸化，不久病逝。母親沈荷崖，杭州人，因丈夫在歸化納妾，夫妻不和以致反目，她毅然帶著八歲的兒子馮傳慶和一歲的女兒馮曉湘回到杭州，以養蠶刺繡撫養兒女。1922年，10歲的馮傳慶患了一場麻疹，因母親忙於生活，缺少照料以致感染成天花，高燒不退，臉上長滿了瘡疤，奇癢難禁。他咬緊牙關，頑強地與死亡搏鬥，終於活了下來，但臉上卻從此留下了幾顆清淡的麻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