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回家，我終於憋不住問她為什麼不照看我們。媽媽說：“我也想你們！但是，現在有成千上萬的孩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生活，為了救他們，也為了你們以後能過上幸福的日子，我只好暫時扔下你們，你們要諒解媽媽。”聽了這番話，我更加敬愛媽媽了。
抗戰勝利後，媽媽回到嶽池縣城，任江西館小學校長。在重慶當學徙的大哥也回來了，我們兄妹三個都上了學。這段時間，經常有農民、工人、中小學教員來找媽媽。媽媽和他們的信件往來，全由我來傳遞。他們有時談話很嚴肅，孩子們是不準在場的。我們在門口放哨，看到有外人來，就遠遠地迎上去，大聲地招呼，說笑，等來人進屋，裡面的人不是在打牌，就是在閒聊。我知道他們有秘密，養成了習慣，從不發問。當一個姓何的叔叔（解放後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朱光壁）來時，家裡人格外慎密。媽媽悄悄地把我們招呼進去，何叔叔對我們講解放軍又在哪裡打了勝仗，已經由多少萬發展到多少萬，我們越聽越高興，因為解放軍、共產黨勝利，就意味著我們和爸爸團聚。邊我們小孩子也都把共產黨的勝利看成是自己的勝利，這樣的信念就是後來我被捕後經受住考驗的精神支柱。
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媽媽開啟裝有一層鹹菜的罈子，從裡面取出一本一本的書，我們全家就圍在一盞小油燈下，興致勃勃地讀起來。我最愛看的是一些介紹解放區生活的故事書，這些書把我帶進了一個嶄新的天地，我對書中的生活羨慕極了。哥哥們讀的是，《大眾哲學》之類的書，我常聽到他們爭論“人是不是都自私”、“人不為已天誅地滅對不對”等問題。在我們激烈爭論的時候，媽媽總是全神貫注地聽，但她不輕易發言，結論總是由我們自己得出來的。媽媽就是這樣循循善誘地引導我們逐步提高革命覺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8年，解放軍即將橫度長江的春風傳來，家鄉人民受到極大鼓舞，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人民的鎮壓也更加瘋狂。這一年的春天，有一天，媽媽和我們閒談，當我們憧憬著美好的未來，設想著和闊別的爸爸歡聚的時候，媽媽輕聲而意味深長地說：“那時候，如果能剩下永義和葉芸，我就很慶幸了。”這時候，我已經明白媽媽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隨時有生命危險，但是二哥什麼時候也被算在她那保有住腦袋的一夥中了呢？我只是瞪著眼睛看看媽媽，再看看二哥。媽媽笑笑說：“我們家多一個掉腦袋的了。”不用再打聽，二哥已經把他的理想付諸實踐，投入轟轟烈烈的兩個階級的生死大搏鬥中去了。
同年五、六月，形勢逐漸緊張，反動派大批逮捕共產黨員。我媽媽自然是他們的大目標。晚上聽到哪裡狗叫，哪裡就有人被捕。我為媽媽和二哥提心吊膽。黎明前的沉沉黑夜，要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價才能迎來燦爛的曙光啊！
8月2日晚上，媽媽化裝回來，說二哥被捕了，教我們有人問時應如何對答。八點多鐘，外面有人敲門，說是清查戶口。媽媽從後門逃出，我去開門，衝進來十幾個持槍的國民黨匪兵。他們搜查了一陣，沒有發現媽媽，就把大哥、張淑珍（二哥的未婚妻）和我投入了監牢。
入獄的第二天晚上，兩個國民黨匪兵傳我去審訊。他們用槍頂著我的後背，經過黑森森的小道，走到縣衙門後面的參議院裡。一進門，就聽到一陣慘叫聲。這分明是媽媽的聲音啊！我拼命往裡衝，一隻大手把我抓住推到了旁邊的一間屋子裡。過了一會才讓我進去，在走廊裡，迎面碰見我大哥，他一瘸一拐地從我身旁走過，眼睛裡射出憤怒的光芒。等我走進屋子，卻見了媽媽。兩個審訊官對我用了刑，問我家裡來過什麼人，但終於問不出什麼情況，其中一個把槍往桌子上一摔，說：“拉下去，和他媽媽、哥哥一起槍斃！”我心想既然我們全家遭了殃，能和媽媽、哥死在一起也就很好了。沒想到匪兵沒有槍斃我，又把我押回了監獄。
幾天以後的一個上午，兩個憲兵把我帶進縣衙門。一抬眼，我看見了日夜思念的媽媽。她坐在長桌了旁邊，頭髮白了許多，清瘦的臉上一雙有神的眼睛緊盯著我。我跑到她身邊，緊緊地依偎著她，想起那天晚上媽媽的慘叫聲，我哭了。媽媽用手撫摸著我的背，輕輕地說：“芸兒，不要哭，抬起頭來！”旁邊一個穿便衣的傢伙說：“你媽媽就要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你跟不跟她去？”我在獄中聽人說，敵人所謂的轉移，常常是秘密處決。就在我一楞神的工夫，只聽見媽媽搶著說：“她是個孩子，不懂得什麼，不必了吧。”然後，敵人把我帶出來了，媽媽還想說點什麼，剛一開口，就被憲兵一把推到一邊，那憲兵還惡狠狠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