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設計巧借槍
離開戰只有4、5天時間了，直屬支部游擊隊小隊又增添了十多名戰士，尚差十多條槍，怎麼辦呢？鄧惠中找党支書商量有無辦法。支書說：形勢逼人囉，我們現在也顧不得什麼親戚家族了，這裡有幾家財主（地主）有家槍，或許能從他們那裡借槍？不過這些人家裡的槍不易借出來，過去（偽）鄉、保上辦團丁借槍都不容易，看來我們今天只有動用武力去奪槍才行。可這樣做會不會以小收益影響整個武裝起義部隊過幾天進行地下起義的大事？鄧惠中問為什麼。有人說：我們去搶槍，財主們必然要去偽鄉所報訊。鄧惠中眉頭一縐，說：我們來他一個名借暗繳的辦法。又悄悄受計道：只不過要由你出名（秦說到了今天還怕×，出名不出名）。鄧說那好，到每個地主家，都用你的名義向他們借槍， 必然是有的願借，有的不願借，願借的都不說了，不願借的就以武力征服，到他屋內去奪槍，一旦到地主老財那兒把槍“借”到後，馬上大聲告訴他；槍是你們借給我們的，如果有人要去偽鄉所告，那就是你們的事了。同志們都說這招好。就這樣，7月8日晚上，鄧惠中指揮了支部直屬游擊隊小隊40餘人，兵分兩路出發，她自己親自帶了路。當晚，鄧惠中帶的那個小隊，到了幾戶地主老財家“借”槍，連連得手。有一戶財主的女當家的推說男人不在家不願借。鄧惠中從腰裡撥出雙槍，頂在那女人腦袋上，問她借不借？藉藉借！那女財主嚇得魂飛膽裂，全身發抖，老老實實把家藏的槍支全都“借”給了游擊隊。有個財主對游擊隊的“借”槍很生氣，鄧惠中等“借”槍還未出門，他就在後面嘀咕說，明天就到鄉公所報告你們搶槍的事。鄧惠中聽後折身對那老財主笑道，告訴你，這槍是你們家的，可現在已經到了我們手裡，但我們一未向你打槍，二未破門而入，三未傷害你家人，你說我們是搶槍，誰能說得清？依我看，你不報則罷，真要去報了，恐怕反而替你自己找麻煩，那鄉公所幾個爺兒們還不趁機敲你一把才怪！這老財主一想鄧惠中講得有道理，只好把舌頭一伸，如像吃了一根苦瓜似的，低頭輕聲道：“還是你雙槍老太婆厲害！”
“雙槍老太婆”的傳奇可多得很。有人說她走路疾如飛，可鄧惠中其實是纏小腳的女人，只是參加革命後她把裹腳布撕了，雙腳開始成了“解放腳”，為了保持行軍時方便和快捷，她走路總讓人感覺是一跳一跳的，所以當地百姓中傳說“雙槍老太婆”又有“飛毛腿”之稱。
這麼個女游擊隊隊長，她在自家的孩子眼裡倒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下面是她女兒鄧葉芸的回憶：
我媽媽原名張惠中，本是一個農村姑娘。結婚後，在爸爸的支援下進四川嶽池縣女子師範學校學習。報名時，她懷著對共產黨員的爸爸的欽佩和深情，乾脆改名叫鄧惠中。我爸爸鄧福謙，是個小學教員，1938年為了抗日救國，突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從重慶去延安。媽媽送走爸爸之後，勇敢地承擔起了撫養和教育三個孩子的重擔。因為爸爸走的時候，為了湊路費賣掉了僅有的一點家產，媽媽只好靠教書來維持全家的生活，日子過得十分艱苦。1939年，媽媽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秘密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那時我只有六歲，我的兩個孿生哥哥才11歲。為了發動農民參加抗日鬥爭，媽媽把哥哥鄧永義、鄧誠放在家裡，託姥姥照管，帶著我到了農村。她在鄉村一邊當教師，一邊為黨的工作奔走於窮鄉僻壤之間。由於經常住山間的破廟，山水沿著石牆滲下來，屋裡非常潮溼，不久，媽媽身上就長滿了疥瘡，一直到她被捕入獄也沒好。
媽媽在鄉下工作了四五年，後來工作緊張，把我也送回了家，姥姥去世後，我們三個孩子只好獨立生活，飽一頓，餓一頓，每當我們看見別的孩子穿得乾乾淨淨揹著書包上學，心裡非常羨慕。我們的媽媽只有過年才回來住幾天。記得有一次，媽媽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費，約定在半路上某個小店門前見面。我們兄妹三個頭天晚上就睡不好覺，想媽媽也許會順便捎點好吃的東西來，高興極了。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來上路，我們在家裡等呀，太陽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來。原來大哥在約定的地方一直等到下午，還不見媽媽的影子，眼看太陽偏西了，肚子也餓得受不了，才無精打采地回來。我們一聽說沒看見媽媽，失望得哭做一團。
我們三個無娘管的孩子生活極其困難，身體一天天瘦下去。鄰居看到我常常憐憫地說：“這孩子的脖子都象磨盤芯了，她媽媽為什麼不回城教書 ？＇＇”我想媽媽，但也不理解媽媽為什麼竟忍心扔下我們到山溝裡去教書。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