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處查明，那位年輕女子出身希臘富家，到英國來訪友。在英國和一個叫哈羅德·拉蒂默的年輕人相遇，這個人掌握了她，終於說服她一同逃走。她的朋友驚悉此事，便急忙通知她住在雅典的哥哥，以便洗清干係。她哥哥來到英國，冒失地落到拉蒂默和他那個叫威爾遜·肯普的同夥手中。肯普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傢伙。那兩個人發現他語言不通，舉目無親，便把他囚禁起來，用毒打和飢餓迫使他簽字，以奪得他和他妹妹的財產。他們把他關在宅內，姑娘並不知情，為了使姑娘即使見到哥哥一時也認不出來，便在他臉上貼了許多橡皮膏。然而，由於女性的敏感，正當譯員來訪的時候，她第一次見到哥哥，便一眼看破了偽裝。不過，這可憐的姑娘自己也是被囚禁的人，因為在這所宅院裡，除了那馬車伕夫婦之外別無他人。而馬車伕夫婦都是這兩個陰謀家的爪牙。兩個惡棍見秘密已被揭穿，囚徒又威武不屈，便攜帶姑娘逃離了那所宅院。原來這所傢俱 齊全的宅院是他們花錢租賃的。他們首先要報復那個公然反抗他們的人和那個出賣他們的人。
幾個月後，我們收到從布達佩斯報上剪下來的一段奇聞，上載兩個英國人攜一婦女同行，忽遭兇禍，兩個男人皆被刺死。匈牙利警署認為他們因爭風吃醋，互相殘殺身亡。然而，看來，歇洛克·福爾摩斯卻不以為然，他一直到今天還認為，如果能找到那位希臘姑娘，那就會弄清楚她是怎樣為自己和哥哥報仇雪恨的。
回憶錄 第十一章 最後一案
我懷著沉痛的心情提筆寫下這最後一案，記下我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傑出的天才。從“血字的研究”第一次把我們結合在一起，到他介入“海軍協定”一案——由於他的介入，毫無疑問，防止了一場嚴重的國際糾紛——儘管寫得很不連貫，而且我深深感到寫得極不充分，但我總是竭盡微力把我和他共同的奇異經歷記載了下來。我本來打算只寫到“海軍協定”一案為止，絕口不提那件造成我一生惆悵的案件。
兩年過去了，這種惆悵卻絲毫未減。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亞蒂上校發表了幾封信，為他已故的兄弟辯護。我無可選擇，只能把事實真相完全如實地公諸於眾。我是唯一瞭解全部真相的人，確信時機已到，再秘而不宣已沒有什麼用處了。
據我所知，報紙上對此事只有過三次報道：一次見於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日內瓦雜誌》；一次見於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國各報刊載的路透社電訊；最後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幾封信，那是最近才發表的。第一次報道和第二次報道都過分簡略，而最後一次，正如我要指出的，是完全歪曲事實的。我有責任把莫里亞蒂教授和歇洛克·福爾摩斯之間發生的事實真相第一次公之於眾。
讀者可能還記得，自從我結婚及婚後開業行醫以來，福爾摩斯和我之間極為親密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變得疏遠了。
當他在調查中需要個助手時，依然不時來找我，不過這種情況變得越來越少了。我發現，在一八九○年，我只記載了三件案子。這一年冬天和一八九一年初春，我從報上看到福爾摩斯受法國政府的聘請，承辦一件極為重要的案子。我接到福爾摩斯兩封信，一封是從納爾榜發來的，一封是從尼姆發來的，由此，我猜想他一定要在法國逗留很長時間。然而，非常出人意外的是，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間，我見他走進我的診室。尤其使我吃驚的是，他看來比平日更為蒼白和瘦削。
“不錯，我近來把自己搞得過於筋疲力盡了，”他看到我的神情，不等我發問，搶先說道，“最近我有點兒吃緊。你不反對我把你的百葉窗關上吧？”
我用以閱讀的那盞燈，擺在桌上，室內僅有這點燈光。福爾摩斯順牆邊走過去，把兩扇百葉窗關了，把插銷插緊。
“你是害怕什麼東西吧？”我問道。
“對，我害怕。”
“怕什麼？”
“怕汽槍襲擊。”
“我親愛的福爾摩斯，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你對我是非常瞭解的，華生，你知道我並不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可是，如果你危險臨頭還不承認有危險，那就是有勇無謀了。能不能給我一根火柴？”福爾摩斯抽著香菸，好象很喜歡香菸的鎮靜作用似的。
“很抱歉，這麼晚來打擾你，”福爾摩斯說道，“我還必須請你破例允許我現在從你花園後牆翻出去，離開你的住所。”
“可是這一切都是怎麼回事呢？”我問道。
他把手伸出來，我藉著燈光看見他兩個指關節受了傷，正在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