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爺爺跟我說過，鬍子是想把咱家當家的綁走，你太爺是當家的，俺們哥三個急了，都說自己是當家的。有兒子，就不能讓老子遭這份罪。你爺爺是莊稼院的全把勢，千兒八百的也難找出第二個，就是死倔死倔的，愛“拔犟眼子”（認死理，不會變通），那不是幹吃虧嗎？你二爺爺一輩子爛眼咕瞎的，照鏡子看不清自己個眉眼，身板也不行，讓鬍子折騰幾天，再著急上火，小命都沒了。要說心眼兒活，能說會道，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咱們老張家還得數俺。
老爺爺說，當晚向東走出20來裡地，第二天又奔出20多里，到個叫黃家滴臺的堡子。十幾戶人家，鬍子大隊在那兒，一百來號人，鬧鬧哄哄的，殺豬燉雞，還摟人家娘兒們。
“秧子房”（關押人質的地方——編者注）設在山腳下一家獨門獨院的倉房裡，算我的老爺爺共是十六個“秧子”（人質），年紀大的六十來歲，小的十多歲，四個人反綁成一串，坐在地上。吃飯時解開綁繩，幾個鬍子端槍看著，吃完了再綁上。兩瓦盆高粱米飯，或是大子，上面放幾個鹹蘿蔔疙瘩。飯大都是餿的，蒼蠅哄哄的，有時連鹹蘿蔔疙瘩也沒有。人家也說得明白：就這玩意兒，愛吃不歹。想吃香的、喝辣的，趁早拿錢贖票。
老爺爺說，最受不了的是“熬鷹”。
好多“秧子”的手都讓繩子磨爛了，有幾個還少只耳朵，老爺爺明白那是讓鬍子割掉，給肉票家裡送去了。怎麼也搞不懂的，雞蛋或雞蛋黃大小的，那“秧子”頭上怎麼都是些包呀？這樣想著，困了，倚著牆根迷迷糊糊不知過了多長時間，突然腦袋疼得像炸開了似的，淚水一下子就出來了。睜開眼睛，那個看押他們的矮壯的鬍子，拎著一杆兩尺多長的菸袋，走到對面一個正打瞌睡的小孩跟前，小榔頭似的菸袋鍋子，照腦袋又是一下子。
老爺爺說，鬍子不讓“秧子”睡覺，看誰打盹了，就用菸袋鍋子鑿你，叫“熬鷹”。那人都熬得沒骨頭、沒魂兒了，成一堆肉了。俺讓他們生生熬了兩天半，要再熬上兩天，叫俺跑也跑不動了。
不讓睡覺，就想家、想事。用老爺爺的話講，是翻來覆去把下輩子的事都想了個遍。
打記事起，從我爹和爺爺輩人口中聽到的那些話，後來常會讓我想到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中的“痛說革命家史”，只是毫無“革命”可言，而是“正經”、“本分”、“老實”這樣的主題詞。“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咱老張家是正經人家”，那論據是從山東到東北，從沒有人犯過什麼事。如果爺爺輩中有人活到今天，還會說從你太爺爺到俺的重孫子，六代人中沒有叫公安局、派出所找去的。他們評價一個人，也往往是“人家是正經人家”，“這人不是正經人”。正經的標準，不僅是勤勞，還得有規矩。笑不露齒，是專對女人的。坐在炕上要“盤腿四坐”，坐在哪兒也不能蹺二郎腿，不能挓挲腿，男人如此，女人加個“更”字。吃飯不能說話，吃菜要夾自己這邊的，不能可盤子扒拉，男人要狼吞虎嚥，女人要細嚼慢嚥。大人說話，小孩不要插言。來客人了，是長輩要向之鞠躬（叫“施個禮”），再根據大人的介紹稱呼一聲。這種教育貫穿於日常生活的所有言行，是“正經人家”“正經人”的重要內容。我的三個奶奶、我媽和十幾個嬸嬸、姑父，太爺爺和爺爺們的選擇標準，某種意義上不是看其人，而是看其家，是不是“正經人家”。而“正經人家”就是懂規矩，沒有非分之想，憑力氣幹活過日子的人家。實際上，在老爺爺被綁票時，那個有著方圓幾十裡少見的大糞堆、大柴火垛的家，已經眼看著就要發家了。
所以，我的祖輩都認定是鬍子毀了我們的家，毀了我們家的發家夢。
在捱了第一菸袋鍋子後，老爺爺就瞄準了門口靠牆倚著的一副犁杖。頭天晚上想了不少法子，一串四個人也沒坐到那兒，第二天晚上機會來了。約莫半夜時分，窗臺上的野豬油燈不時發出嗞啦聲，老爺爺把反綁著雙手的比筷子粗點的幾圈繩子，不動聲色地在那鏵子上磨斷了，幾截斷繩和兩個繩頭緊緊攥在手裡，就說：“俺要‘拉’（大便）。”
“秧子”要撒尿，鬍子嫌麻煩，有時就讓你往褲襠裡撒，這大便就不能不理了。
一串四個人，連拖帶拽地出了院子。那個矮壯的鬍子拎支土造手槍，罵罵咧咧地上來要給老爺爺解褲帶，老爺爺一撒手就跑了。鬍子喊著“滑（跑）了”，“滑了”，那支破手槍沒拎起來就響了，正打在自己的腳面上。
老爺爺說，槍一響，俺尋思完了，可還知道“完了”，不就是還沒完嗎？俺就“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