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綹子”，歸趙指揮。趙尚志認為這種人屬牆頭草，從骨子裡就是不可信賴的。“容易”、“寶盛”帶隊到游擊區收捐，趙尚志寫信警告他們，再來就揍你。縣委認為趙尚志“左傾”，趙尚志認為縣委“右傾”，爭論起來，就有了省委的這封信。
1936年2月20日，由楊靖宇、王德泰、趙尚志、李延祿、周保中等人署名的《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中說：“昨日即為國賊漢奸，作日寇的間諜走狗者，今天若能悔過自新，回念中華祖國民族的生存而欲反正抗日救國者——我們聯軍完全不咎既往，願誠意與之作今後抗日新提攜。”
對國賊漢奸尚且如此，那抗日軍還用說嗎？可這話說起來容易，實行起來就太棘手了。因為在老百姓眼裡就是鬍子的這些抗日軍中的相當大的一部分，實在是太複雜、太微妙、太令人難以捉摸了，簡直堪稱世上最難駕馭的群體。比之其他軍，3軍聯合物件中的山林隊成分比較複雜，這種隊伍的搶劫、發財意識是很難克服的，特別是頭目。如果再碰上幾個特別“操蛋”的角色，就更有扯不完的是非了。
哈東支隊成立後，黃炮表面積極、恭順，背地裡卻在2總隊內拜把子，80多人大結義。《中共滿洲省委代表張及團特派員關於珠河游擊隊改編情況的報告》中說：“給趙××同志一個任務——經常召集各隊長談話，一方面接近影響和批評他們，另方面減少壞頭子中間聯歡談話的時間，以減他們結盟的機會。”趙尚志再能言善辯，精力充沛，也只有一張嘴，一個人，況且作為支隊司令，他能只埋頭於這樣“一個任務”嗎？
“對於九江最主要是下層統一戰線。”這是縣委開出的藥方。結果不但是不折不扣的“上層勾結”，而且用了應該是趙尚志最不情願的、此後再也沒用的方式，與於海雲結拜為兄弟，將“九江隊”等部改編為7師。
而這一切的前提，是有個強大的3軍擺在那兒。不然，結拜不結拜都無所謂，想改編，把你的3軍編入俺的“九江隊”吧。
“壓東洋”這名字好聽，拿手的卻是欺壓百姓。它不準3團進入它的地盤，卻去3團活動的地區搶劫、綁票。當地的青年義勇軍就去它的地盤抓走狗，它就揚言要繳3軍執法處的械。趙尚志下令將其繳械。正是“大討伐”期間，再加上敵人大肆宣傳“不打山林隊，專打趙尚志”，許多義勇軍脫離3軍，或者躲得遠遠的，有的乾脆投降了。
事物變化的決定性因素，當然是內因。有些隊伍遲早是要走上這條道的。每次衝突，論理都在3軍，趙尚志也真是忍無可忍。有時你越忍，有人越登鼻子上臉。南滿、吉東這種事情也不少，也繳械，特別壞的頭頭殺掉。但是，大敵當前，衝冠一怒，弄得“四面是敵人”，對誰有利？
當年有“南楊北趙”的說法，意為南滿有楊靖宇，北滿有趙尚志。毫無疑義，他們是東北抗戰的兩面極具代表性的旗幟。可這事兒如果換成楊靖宇，或者李延祿、周保中，是不是會用一種比較穩妥、靈活的方式，使這些動搖的不可靠的隊伍，能在更長的時間裡槍口對外？
還是那句話：性格決定命運，英雄不是神仙。
趙尚志率西征主力威脅敵後，在三九隆冬中奮勇突擊，連打勝仗。其餘各部則遙相呼應，四處出擊。在方正、依蘭、林口一帶活動的1師一部，繳大排，攻部落，並與5軍、8軍、9軍聯合作戰，攻襲依蘭縣城。4師東進寶清，遠征虎林、撫遠，遊擊勃利、密山，所向披靡，在東大荒大展拳腳。5師一舉攻克佛山（今嘉蔭）縣城，活捉偽縣長，參事官吉村逃往黑河途中凍死，殲滅日軍10餘人，解除日偽國境監視隊武裝，繳獲大量武器彈藥，一批秘密檔案和軍用地圖，還有兩部無線電臺。在巴彥、木蘭一帶活動的6師54團，小群多路，不斷襲擾敵人。9師一部在慶城、鐵力、綏稜一帶遊擊，重點襲毀日本人經營的木業，同時拔據點，伏擊進山“討伐”的敵人。
大遊擊，中游擊，小遊擊，主動地“遊”，主動地“擊”。3軍遊擊之處，“滿洲國”就冒煙起火。
在1936年跨年度的冬季“討伐”中，3軍未失舊區，又闢新區，迫使敵人改變“討伐”賓縣、木蘭、通河、湯原、依蘭等五縣的計劃。而無論感覺到還是沒感覺到，3軍的這種大游擊戰略都牽制、調動了敵人兵力，減輕了其他抗日部隊的壓力。
七七事變，全面抗戰，抗聯不再孤軍奮戰了，鬥爭更顯活躍。而日寇加大了“治標”、“治本”的規模和力度，手段也更毒辣了，因為它的戰略利益使它必須儘快地安定後方。抗聯在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