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是看情況去辦的意思”，“並不是不要抵抗”。
江橋抗戰，馬占山抵抗了，蔣介石又把他怎樣了？
可話又說回來，倘若老蔣咬鋼嚼鐵一聲“打”，少帥能不打嗎？
他主張的是“全國抗戰論”，前提是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接到榮臻的“十萬火急”電報後，張學良召集於學忠等高階將領開會時，說：“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拼，不過日軍不僅一個聯隊，他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我一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現在我們既已聽命於中央，所有軍事、外交均系全國整個的問題，我們只應速報中央，聽候指示。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
1928年12月29日通電易幟，擁護中央，1930年9月18日發表巧電，擁兵入關，體現與實踐的都不無這種主張。結果卻是一個悲慘的時日的巧合：一年前的這一天，他率十多萬精兵入關，一出手就平息了中原大戰；一年後的這一天，日本人一出手就斷了他的後路，端了他的老窩。
蔣介石抱定的宗旨，卻是“攘外必先安內”。他在發出那封“不抵抗”的銑電時，正在江西指揮30萬大軍“圍剿”紅軍。
這種矛盾、對立、衝突，終於釀成了“西安事變”。忍無可忍的少帥，沒了東北的“東北王”，一怒沖天，以一種捨生忘死的“不抵抗，毋寧死”的英雄氣，揮灑出一道改變了中國歷史程序的驚心動魄的閃電。
別人可以不抵抗，他張學良必須抵抗，於國於家於他個人都必須抵抗。在中國，他是僅次於蔣介石的第二號強勢人物，因為他的東北軍是僅次於蔣介石的中央軍的一支舉足輕重的武裝力量。而這一切，都是以那片豐腴的黑土地為根基的。中國的大小軍閥都拼命地抓槍桿子，但若沒有一方屬於自己的水土、地盤，誰也閥不起來，只能當流寇。古希臘神話中的安泰離不開土地，喝遼河水長大的少帥，離不開那片生養他的黑土地。失去了那片黑土地，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他先是浮萍樣隨波漂流，身不由己地為老蔣去打在老蔣眼裡好像比日本人還可怕的共產黨，後來則像只鳥兒被關進了籠子，被拎去臺灣還是隻籠中鳥。
可他明白得太晚了。
接到那封“相應處理”的電報，在那決定東北命運的時刻，無論張學良想了、說了些什麼，他的行動告訴人們的都是：你老蔣不出兵，讓我看情況去辦，我看是抵不住、抗不了，那就不抵了、不抗了。
當時的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總領事林久治郎，在回憶錄中寫得明白：“從當夜十一時稍過開始直到第二天拂曉讓出奉天城為止，中國方面由省長公署幾乎是不間斷地用電話向我總領事館表明中國官民均無抵抗之意，要求我軍停止攻擊；到十九日凌晨三時左右，又通知說要開放城門，以示沒有抵抗我軍之意。”
不抵了，不抗了，那就這麼拉倒了？當然不是。張學良認為日本會抗不住國際上的壓力，關東軍能很快撤兵。就把希望寄託在“國聯”身上，期待“國聯”能夠為他懲罰日本，伸張正義。
兒時，筆者沒少聽老年人講：那工夫若是換成大帥，一聲“媽個巴子”，早跟“小鼻子”幹上了。比起大帥，少帥差遠了，還是嫩哪。不然，“小鼻子”也不會把大帥“踢蹬”了。
2001年5月，筆者在黑龍江省東寧縣綏陽鎮，採訪到一位“九一八”事變的親歷者。老人叫陳廣忠，九十三歲，當年為北大營7旅通訊連士兵。事變當夜，一顆子彈從左腮打入，滿口牙沒幾顆了。
老人說，開頭聽到槍炮聲，不明白怎麼回事兒，長官說是日本子搞演習。炮彈落大營裡了，“子溜子”（東北老話，“子”即子彈，“溜子”即彈道）嗖嗖的，天底下有這麼搞演習的嗎？有的弟兄傷了、亡了，大家紅眼睛了。可上邊不讓打，叫“原地待命”，什麼雞巴“原地待命”，那不是“原地等死”嗎？有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去倉庫拿槍，動作快的就拿到了，有的衣服沒穿上就讓小鬼子打死了。沒接到撤退命令，有些軍官就在那兒“挺著死”，軍人得服從命令呀！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俘了，有的是被部下硬架著跑出來的。
老人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你上邊不讓打，養兵幹什麼？打又不打，撤又不撤，就待在那兒挨槍子，媽個巴子，俺們小兵的命就不叫命呀？
用官兵的鮮血和生命，為那打到“國聯”的官司的天平上加砝碼。